两晋之际大量北方流民的南迁，引发了人地矛盾现象，影响深远。前人虽对该矛盾的产生原因已有所论述，但前人的研究缺乏从政治、经济、军事、主客矛盾和自然条件等方面进行综合而专门的考量。具体而言，此次人地矛盾由如下原因造成：此次南迁的流民数量巨大，且较为集中。据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以下简称谭文”）一文指出：“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省为最多，约二十六万；山东约二十一万，安徽约十七万，次之；四川约十万，湖北约六万，陕西约五万，河南约三万，又次之，江西湖南各一万余，最少。”

谭先生还指出：到南朝宋时为止，侨置州、郡、县的总户口数大约为90万，占南朝宋当时总人口的约六分之一。而此时南方的部分地区人口已经较为稠密，以荆扬地区为例，《晋书王导传》载“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材料中反映的情况所处的时期正是两晋之际。在户相对殷实的荆、扬地区，流民大量涌入，这导致大量流民在短期内无足够的土地可耕。这从杜弢所领导的流民的生存状况可以印证，这批在荆、湘地区的流民在江南居住数年之后，“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是各种综合因素的作用，但表明大量流民没有充足土地可耕。同时这也说明：政府在荆、湘地区并没有对流民进行长期而有效的赈济，没有史料表明东晋政府大范围地对于南迁流民进行有效的直接赈济。

两晋之际，最低人均日粮食消耗量可以极为保守地计算得出。梁方仲先生根据《太平御览》卷四八六引《孔舒元在穷记》所载：遣信与义阳太守孙仲开相闻，告其困乏。得锡二匹、坏车一乘。卖的绢三匹。以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鹤节，无复血色”，认为：材料所反映的事件大约是西晋末年或东晋初年的事（孔衍卒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这里用绢价来折合粮食价格比平时为高了，因为荒年的缘故。

根据《太平御览》的这段材料保守计算，在饥荒情况下为维持生命，每人日均口粮最低大致约为0.0028石（仅计算米），由于宋代之前石和斛的重量相当，如果算上橡实的话，每人日均口粮消耗量约为0.0114石的重量（米和橡实混合）。由于《太平御览》所载的情况发生于饥荒之时，所以此处计算出的日均粮食消费量，与南迁流民在无地或少地可耕的窘境之下的粮食消费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可以从郭文的例子得到证明，《晋书》卷九四《郭文传》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涤山中穷谷无人地，……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人或酬下价者……仓有余谷，辄恤穷匮。”虽然郭文为隐逸人士，但郭文的生活却是当时部分普通流民的真实反映，因为他们的生活技能大致相似。此则材料明确说明部分民众确实是利用采集所获与所得到的粮食，来度过时艰的。

为满足两晋之际南迁流民的生计，可以极为保守地计算出需要开垦的新土地的总面积。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计算的话，两晋之际所有南迁流民的日均粮食消费量约为6840石粮食（以南迁流民总数为60万来计算，按上面计算所得的每人日均口粮消耗量为0.0114石为标准），年均消费粮食约为2496600石，根据“各类地平均每市亩4.4石左右”来计算，至少需要567409.091市亩地才可满足流民的基本粮食需求，因为每亩产4.4石粮食的话，每亩产的粮食所加工成的米要低于4.4石，所以实际需要的新垦土地面积要更大，加上上述计算是在饥荒状况下的日均口粮，这种状态下的日均口粮量远没有达到正常生活状态下的日均口粮量，所以实际上一定需要更多的土地才能满足所有南迁流民的最低口粮，上述估算极为保守。但流民在短期内开垦出如此多的土地是不可能的，虽然此六十万人是断断续续迁入南方的。

根据同样的标准，参与杜弢起义的荆、湘地区流民在最初时近10万户，总数在50万左右。那么要满足该支流民的生存需求，该支南迁流民日均消费口粮至少要达到5700石，年均消费量至少约为2080500石，至少需要472840.909市亩地才可满足流民的基本粮食需求，荆湘地区共有十万户流民，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从杜弢所领导的那支流民的生存状态可以反映出，《晋书杜弢传》载杜弢书信云，荆湘地区加流民“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此处反映的情况似不存在多少夸张成分，因为杜弢此时处境困难，试图以自己的坦诚和诚实来打动应詹，不会有较多虚夸成分。

当时的占田令规定如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对于该条令有不同解读，但是一般认为一户至少占田100亩，那么仅荆、湘地区的十万户流民，就至少得占有100万亩，才能达到基本要求。在短期内，开垦出如此多的土地，明显是不可能的。下面的材料可以充分说明这点，《晋书王敦传》载王敦上疏云：“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所以流民至少要经过一年的辛勤垦殖和努力才能始立家计。综上所述，可见流民数量庞大且较为集中，导致他们引发的人地矛盾较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