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朝的末期，当时的统治者是夏桀，他也开始像历史上其他的亡国之君那样，开始每天疏于朝政，整日沉溺于美色和酒肉之中。社会动荡往往都随着统治阶级的昏庸荒诞慢慢被激化。民众开始对统治者有着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之前册封的各地诸侯也开始不在臣服于一个昏庸的统治者。因此夏朝就渐渐失去了他内部的凝聚力。

就在夏朝逐渐衰落之际，居住证黄河下游一代的商族部落开开渐渐崛起，在部落的传奇领先成汤的带领下，商族一举消灭了苟且残喘的夏王朝。还把夏朝最后一个皇帝--昏庸的夏桀给擒获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结束了，一个新的纪元也正式开始了，就是商朝。

在公元前的16世纪左右，商朝的成汤消灭夏朝以后，商朝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这之后商朝统治的几百年里，商朝却经历了5次迁都，直到公元前14世纪左右，当时商朝的统治者盘庚才把都城迁到一个叫殷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直到商朝最后灭亡，殷就一直是商朝的行政中心所在地。所以商朝也被后人称为殷商或者殷朝。至于商朝为什么如此频繁的迁移都城，至今在学术界没有一个能让各方都信服的观点，但其中有三个观点颇受大家的关注。我们接下来梳理下这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这样认为的，是因为水患频发导致的商朝迫不得已才频繁的的迁移都城。在商朝早期的一段时间里，当时中国地区气候再一次转冷，夏季季风减弱，大的降雨随之向南移。整个黄河流域迎来了大量的降雨。在得到充沛水量补给之后，黄河中下游开始出现了广泛的水患，正如后来数千年人们经常见到那样，在这种水患灾害的不断侵扰之下，当时的农业生产根本就是无从谈起。而农业的崩溃也意味着人类根本性需求的匮乏，建立在农业之上的统治社会也不牢靠。万般无奈之下，所以，商朝的统治者只有不断的选择那些适合搞农业生产的地方建立都城。也就是不断的选择宜居的地方，让生产生活能够免于受到水患的侵害，让人们的生活回归到正规上来。这是商朝频繁迁移都城的其中一种猜测。

第二种说法是，之所以频繁迁移都城那是因为商朝的统治者内部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商朝在权利归属上一种无法稳定下来，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王位交接方式以嫡长子优先继承机制的传统居多，国家未来的最高权利归属早在老一代君主去世之前已经安排好了，这种方式有好，但也有他的弊端，首先，他的好处就是这种方式有利于权利的平稳交接。但是，商朝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在很多事情方面，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在商朝的早期，最高权利也就是王的权利交接方式主要是父亲死了，嫡长子才能继承。或者是兄长死了弟弟才能继承这两种方式为主。但是，这两种方式还会彼此相互干扰。哥哥死了，王位才由弟弟继承，等弟弟也死了，那王位应该由谁来继承呢？弟弟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传给哥哥的儿子呢，在当时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两支不同的血脉。中国后世的数千年的历史都在反复地说明一个道理，在一个王朝中，最高权利的归属容不得任何的任何的模糊不清，不然就会出现，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背景就会随之而起。所以很多史学家就认为，商朝的早期很有可能就是如此，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说的那样：自中丁以来，废嫡而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混乱的王位继承制度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王位的竞争者和他们背后的支撑着相互陷害，暗中拆台。每换一个君主，就意味着一场人事大变动，和权力的重新划分。王朝的首都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的更换。随着内部斗争的积怨，商朝的内部政权也渐渐从内部开始撕裂。诸侯也不在臣服。据史学家猜测，直到盘庚把首都定在殷地之后，嫡长子的继承制度渐渐形成共识并被大家所推崇，权力也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平稳交接的一种方式，之后才有了殷商政权的内部稳定和后来的向外扩张。

第三种观点是，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说法是，那就是商超迁都是由于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被迫的一种行为。那就是凶狠的北方民族一直对商朝的农业物质垂涎三尺，从考古的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在商朝早期清晰的看到北方青铜器文化向南方扩张和南方商朝文化的后撤。南北力量的此消彼长就这样被非常直观的展现出来。这种观点认为当商朝面对北方敌族的步步紧逼，整个商朝统治阶级内部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因而，但凡有新的君主更迭，其实能够抵御外敌最不得已的办法就是迁都，所以商王朝的手段也伴随着最高权利的换人首都也会随着一起换地方。所以，总结这个观点就是，北方恶劣的生存环境引发的军事压力是商朝迁都的间接原因。

相对来说，第三种观点，军事打击而引发的迁都观点相对合理一些。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的罗马帝国也面临这种外敌的压力问题，当时罗马帝国的北边生活着很多的蛮人。这些蛮人凶悍而且还尚武，他们一直是罗马帝国威胁。如果风调雨顺的年景，蛮人则能安分守己的在自己地盘上耕种，一旦赶山灾年，他们便会南下，抢夺罗马人的财物，他们会间接的把大灾年的灾难转嫁给南方的人们。所以罗马帝国当年就因为北方蛮人的存在曾多次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