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到花艺花园。不管是在基督那支离破碎、不明确的教义里，还是在圣保罗对基督教的神学和社会意涵做出的更加有力和成体系的解释中，教会明显都应该是一体的和普世的。不过保罗的普世主义（保罗才是大公教会真正的创建者）并不特别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关于未来应该如何的政治观点。基督教的“新人”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信徒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受任何类型统治者的支配。把他和同伴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共同的习俗或法律，而是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

基督教将斯多葛派的世界大同梦想（全世界只有一种秩序）精神化，或者说具象化了。在新秩序下，人为造成的差异将会因为所有人对圣子（他也是人之子）共同的爱而消失。这个“重生的人”，圣保罗告诉小亚细亚西部里卡斯河河边歌罗西城的居民：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3:11）

普世主义曾经一度凭借罗马公民权的概念得以实现，现在则体现在基督教所有信徒组成的共同体的理念里。但是由于现在承载所有人的可居世界变成了精神性的，因此圣保罗否认基督教新人将会获得任何政治或社会的新身份。步入教堂并不会改变新信徒实际的地位。在这个世界，农奴仍然是农奴，而自由人仍然享有自由。

甚至连极端体现社会差异的奴隶制，在基督教里也不会有所变化。奥古斯丁主张，奴隶制显然是对某些罪的惩罚。那些发现自己成了奴隶的基督徒可能并不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成为奴隶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确实做了某些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将其改变，奴隶因此甚至不能为了试图让自己得到解放而主张拥有自然权利。

所有这些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群体，包括斯基泰人、犹太人、希腊人、蛮族和罗马人将会一起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层次更高的世界。保罗曾经是罗马优秀的公民，基督是顺从的罗马臣民。他们都不曾选择拒绝罗马的权力，也不认为自己的教义有朝一日会传到罗马之外。两人也都在教会和国家，即精神的国度和世俗的国度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耶稣曾被法利赛人问及，犹太人是否要向罗马帝国交税，他们希望他会自相矛盾。耶稣要他们拿出一个罗马硬币。有人给了他一个，上面有神化的提比略的肖像。“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问道。“恺撒的。”他们回答。然后他反驳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一个聪明的答案。它让耶稣摆脱了一个潜在的不怀好意的陷阱。但它同时也是福音书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基督以此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王国并不属于“这世界”。他无须与恺撒发生争执，因为恺撒并没有主张在他的灵魂的国度里拥有权威。耶稣自己，或是任何说出这些话的人，完全不会想到以耶稣之名创造的宗教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他也没能预测到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精神的国度。基督徒终结了由希腊人开启的历史进程。由此，他们显然也改变了它。希腊和罗马的异教徒同样是具有美德的人类，但是他们却不具备精神的德性，因此尽管很多人没犯任何错，他们仍然不会得到耶稣的救赎。他们是只属于一个世界的公民。不过随着基督降世，世界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者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存在着两座城市。一座是尘世之城，由该隐所建，所有人都不得不在这里过他们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座“上帝之城”，也就是这世界上基督的教会及其成员。

城市这个词可以同时表达上述两层含义。其他语言没有类似的单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上帝的受膏者身上前定的合一。但是在奥古斯丁看来，至少在第二次降临消解人类全部历史之前，虽然尘世和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也是无可救药地相互分离的。

而以罗马帝国为最佳代表的“俗世之城”，尽管最终注定要灭亡，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则世界就将会因为人类的原罪而充斥着无情的暴力，秩序将不复存在。和雅里斯底德充满热情的主张不同，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帝国不会永存不灭，永恒的只有上帝之城。不过虽然它具有人类的弱点，脆弱而且转瞬即逝，但仍然是比之前更好的政治形态，只要能够保持城市赖以建立的美德，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按照他的说法，罗马人已经得到了“俗世的光荣，他们的帝国无人可及”，这是为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