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

王博文

（甘肃省镇原县博物馆馆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为了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颁布诏令统一度量衡，对促进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今天，还能够见到秦始皇当时颁布的刻有这个法令的诏书,现存于镇原县博物馆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就是当时的历史见证。1976年4月1日被镇原县城关镇富坪村建宅取土的农民发现并上交。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青铜铸造，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其上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其上文字5行40字，小篆，字迹清晰，线条纤细，弥足珍贵。诏书中的“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也是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令之年。“黔首”是当年始皇对百姓的称呼，始皇迷信“终始五德”之说，以为秦得水德，以黑为上，百姓要用黑布包头，称作“黔首”。“立号为皇帝”，是始皇认为自己统一天下，功过于“三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神和人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当时在统一六国之前各国只有王，没有称“皇帝”的。“状”即丞相隗状，生卒不详，一称隗林，战国末期楚国人。秦王朝执政时就官至丞相高位。隗林指挥了秦王陵的修建，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制定了度量衡，统一了全国一尺为23.1厘米、一石为十升、一斤为16两的标准，也在统一文字诸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绾”即丞相王绾，生卒时间不详，秦国的丞相。王绾是秦国四朝元老，即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秦王国与秦帝国两个时代），既能攻城，又能守土，最终做到总揽全局的丞相，统一度量衡，真可谓能臣。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王绾主张将秦始皇的儿子、宗族还有功臣们封到燕、齐、楚等国的偏远地方，让他们镇守各地，以保持国家的稳定。但是李斯以周室分封诸侯的说法来混淆概念，说那样国家就会像东周时期一样混乱。而主张地方郡县，中央集权，即由中央直接任命、罢免各地方的官员。结果秦始皇就采用了李斯的意见，实行了郡县制。《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是李斯，推测王绾此时已不再任职丞相，其去世很可能也在始皇三十四年前后。“法度量则”是指法律、度量等制度。诏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不统一而混乱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明确统一起来。这一诏书，以皇帝的身份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当时秦朝刚刚吞并六国，秦始皇就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足见他的重视程度。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在各诸侯国度量衡基本统一的前提下，把原来由商鞅制订的已在秦国实行了100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至全国。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自然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以，他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向全国，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为了尽快地实现统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权的威力，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当时他命令把自己亲自颁布的度量衡命令铸刻在量、衡器上，或者刻在铜版上，然后再嵌在量、衡器上，作为使用凭证，发到全国各地，做到家喻户晓，让人们都知道这是国家的标准器具。

镇原发现的这枚诏版，当时是钉在官定的木容器上或嵌在其它铁量、衡器上，以避免字体锈蚀。诏版上有四钉孔，两孔已残。据记载，秦始皇当时还用大字铜范铸造高约30cm，宽约65cm的诏书，并不是嵌在度量衡上的，而是悬之国门或布之郡县，作为始皇颁发的布告全国的诏书，这种大字诏版称金版（即国之典策）。目前我国出土的刻有秦始皇诏文遗物有斗，权、尺等，质地有铜、铁、竹木、陶石质等。根据器量权尺形状的大小，铭刻秦始皇诏书有长方形、条形、筒形、蛋形等，这些器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广，而象这样把诏书铸成诏版的形式在全国极为稀少。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度量衡制度虽然得到了统一，但其它各国的度量衡却无法统一，不仅计量单位不同，计数单位也不相同。以量来说，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齐国以釜、钟为单位，魏国以半斗、斗、钟为单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制度，其目的在于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赋税制度和封建官吏的俸禄制度，但在客观上，度量衡制度的统一，对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加强，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除制造并颁发度量衡标准器外，还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和检验制度，并对不合格者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办法。据史料证实，秦始皇曾规定对秦统一以前的度量衡器具进行严格检查，加刻四十字诏书后才能继续使用。如战国时秦国制造的商鞅铜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时所铸造的标准量器，应用于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地方。到秦统一中国后，又把它作为统一全国量器的标准。商鞅量左侧面有商鞅铸造时的铭文：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遭殃，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见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时，仍然采用商鞅所制定的标准。所谓废六国之法而行秦法，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证明。到秦二世继位后（公元前201年），为了表示继承始皇的遗志，在制造的度量衡器具上再加刻二世诏书，以表彰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要求制造器具应合乎标准，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统一。此外，文献中也有关于度量衡器具定期检验制度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首先统一了文字。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成非常紊乱，同一个字有好几种写法，“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重重障碍，如秦统一后诏书至桂林，一般人都不认识，妨碍了交流。因此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书为主体，变大篆为小篆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淘汰了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同时规定行文时字要从右往左书写。相传最初的“秦始皇诏铭”为李斯所书，但当时全国有数不清的权量，上面的铭文不可能均出自一人之手。现今，考古学已经通过流传至今的实物证实秦诏版诏铭是出自众多工匠之手，风格颇不一致，字迹不是当时统一的文字标准秦小篆，与《泰山石刻》相反，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者，出于工匠手中，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以天真、稚拙的美感。从中还可窥见六国文字遗迹和隶书的影响，今天看来，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秦诏版”，不仅仅是“秦始皇诏版”那一块诏版，而是刻有秦廿六年诏铭所有诏版的通称。镇原这枚诏版上的诏文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是研究秦代书法的现存实物之一。《秦诏版》的出现是在秦朝刚刚统一东方六国文字的初始过渡时期，它在用笔结构上既有秦代小篆规矩整饬的风范，又保留着大篆文字的某些特点，其与之后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那种完全成熟的秦代小篆作品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因为这种“不成熟”，可以使后来的学习者在这种“不成熟”当中去挖掘和提炼有益于自身艺术创作的艺术养分，更加易于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诏文的字体欹正瘦劲，笔画折多转少，结构渐方，疏密率意，跌荡生动，每多奇趣。古人称其为小篆或新兴的俗体、或古隶及秦隶，正由于它与庄重圆折风格的字体不合，所以被加上“隶”的卑称。秦隶是出自民间劳动人民之手，且在秦始皇统一以前就在秦国存在者。这种秦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仍得以继续通行发展，表明它是和秦的“书同文字”是一致的。同时也证明了秦的统一文字，确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由此可知，所谓“书同文字”，乃是以李斯等人的小篆为官方的规范字体，而民间秦隶同时流行。所以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不仅废除了六国杂乱的异体字，使文字趋于整齐简易，而且接受了由民间创造、发展着的秦隶。显然，这是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贡献。

镇原出土的这枚秦诏版我们无从去考证该诏版在当时是先书后刻的，还是工匠直接刻凿的。更无法去考证是哪一个具体的人物书写或者直接刻凿的。作为后人我们对于先贤能有如此惊人之作不得不感到惊叹。通过此诏版铭文我们可以窥探到秦代篆书灿烂多姿的艺术魅力和鬼斧神工般地刻凿水平。该诏版铭文通篇纵有行而横无列，字号大小不一，起伏变化明显，疏密有致、开合有度的章法布局成为后世效法的经典。丰富多变的字形结构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彰显出秦诏版文字特有的艺术魅力。铭文线条铿锵有力，变化多端。线形处理手法丰富，直曲、高低、长短、肥瘦各不相同；从线条的两端看，起讫变化方圆有致，粗细相间，同一字相同线形起讫处理各不相同，文字恣肆、奇绝的线条和文字本身的造型相得益彰。秦诏版文字线条的凿刻最接近文人篆刻创作所使用的刀法。诏版文字线条相交和搭接之处，运用了不同的凿刻处理手段，塑造出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线段；方圆曲直、欹正相生的线形彰显出富有弹性和质感的线条。

无论如何，诏文都是秦硬笔书法的典范作品，是书法研究者由之可以看出古代汉字字形的演变历史，很多书法家对其赞美有加，经常把诏版铭文作为临摹和创作的题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秦诏版，虽说是当时工匠无意间的一件偶然之作，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学习空间，在文字结构和线形、线段、线质的塑造上给了我们诸多地启发。秦诏版中每一个字都有我们后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读懂古人，能否真正地品味经典，能否把其中的艺术精髓提纯和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艺术语言，并应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去。

镇原在先秦时期为我国西北边陲重镇，战国秦长城横穿全境，丝绸之路横贯全县，而且在先秦时期在这里已经设县置守，从咸阳出土的秦封泥印“彭阳丞印”“安武丞印”证明，彭阳（今太平镇彭阳古城遗址）、安武（今平泉镇麻王遗址）早为秦县。因为这里是当时匈奴人入侵关中的必经之地，在这里屯兵戍守，可以抵御、遏制匈奴的入侵，可以保证军事通道的畅通。从镇原出土的大量陶器等文物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以周人和秦人为代表的的先进文化与戎狄各族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和融合。

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灭义渠后，部分戎人北逃，与匈奴联合起来，继续与秦国为敌。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昭王在陇西、北地、上郡修起绵亘数千里的长城。现存镇原县北部的长城就是战国秦长城的一部分，他西起武沟乡，经马渠乡再到三岔镇进入环县演武乡，全部为黄土夯筑，全长达41公里。武沟的白草洼、三岔的周家庄等处城墙保存较好，长城沿线建有城障、烽火台等，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防御体系。

镇原境内的战国秦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派蒙恬北征匈奴，匈奴远遁，河套以南包括镇原在内的广大区域，在秦王朝的徙適戍边政策下，经济文化一度繁荣起来。在城关祁川的后河遗址里，发现散布有大量的秦汉灰陶残片，瓦砾厚１米，距地表1.5米。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细蝇纹板瓦、筒瓦、泥质灰陶釜、铁匕、半两铜钱、车马器、云纹瓦当、铁器、石器、玉器等。这些遗迹遗物的存在和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的出土，都说明秦王朝在当时北地郡地进行过一系列的治理活动，为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鸡头山即今镇原县开边乡境内之鸡头山，说明秦始皇十分重视这里。在他巡视了北地郡之后的五年，即三十二年（前214年），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又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南进，史称秦长城。在镇原境内，实际是在原战国时期的长城基础上修建的。此长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件稀世珍宝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可以看出秦王朝雷厉风行地实施统一度量衡的具体情况。诏文补充了秦朝史料和法律文书的阙失，还纠正了《史记》中把“隗状”误写为“隗林”的错误。诏版在中国青铜铸冶史上也有特殊价值，诏版上的铭文是当时直接刻在金属版上的，而这种方法很早就已失传。这枚诏版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同时也对研究秦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来源：甘肃省镇原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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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诏版(有镇原的)珍贵资料！

镇原县博物馆收藏的秦代“铜诏版”，1996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杨伯达一行8人组成的鉴定小组鉴定，认定为“秦诏版”属国家一级文物。同时正式命名为“二十六年铜诏版”(简称“秦诏版”)。

镇原博物馆藏秦代铜诏版

镇原“秦诏版”的收藏是意外发现的。1976年在县农副公司收购门市部，由爱好文物的县文化馆干部张明华发现并交馆收藏，当时以废铜收购，价值只有0.80元。1995年10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董彦文、吴怡如、赵子祥等一行8人鉴定，认为属国家一级文物。1996年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后，正式命名为“秦诏版”。这对进一步研究秦时属于北地郡的镇原县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同时，为我国馆藏文物增添了稀世之宝。

“秦诏版”为长方形，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4厘米，重0.15千克，它的四角钻有四个小孔，是供人们将其固定时钉钉子用的，铜质青色，铸造于秦始皇(赢政)执政时期。其正面是以秦小篆铸成的，字体大小0.9厘米，竖五行、横八行、上下、左右结构整齐，阴文书刻40字，即“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府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秦诏版》为秦代篆书刻版，以小篆文字刻于金属薄版上。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为丞相，进行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工作，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状况。通过诏版这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字书写的范本。因此，在书法上，秦诏版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对后世的书法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秦两诏铜斤权 西安秦始皇陵墓出土 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相传秦诏最初为李斯所书，不过设想一下全国那数不清的权量，上面的铭文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加上官吏们对下级的意识决不如对天子那样恭敬，所以与《泰山石刻》相反，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者，出于民工手中，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以天真、稚拙的美感。

秦诏版，是指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铜版，有的镶在铁权、铜权上；有的四角有孔，用以钉在木头的量器上。目前我国出土的刻有秦始皇诏文的遗物有铜椭量、铜权等，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广，而像这样把诏文刻在铜版上的诏版形式在全国极为罕见，全国仅发现两件，镇原县博物馆收藏的就是其中之一，可谓稀世珍品。

镇原"秦诏版"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90年代拍卖价超2亿美金价值连城

“镇原有个宝，黄金万万两”说的就是藏于镇原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秦诏版”。

镇原县所有的对外宣资料里几乎会都会提上一句“王符故里……秦诏版蜚声海外”。由此可见，秦诏版对于镇原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今天，我们就扒一扒秦诏版的前世今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朝，从而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虽然它在历史上仅存在了15年，但这个短暂的王朝对此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却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中国历史资料》)，是为后世公认的定论。秦始皇的许多经济、文化等政策无疑是进步的，在各地区、各民族得到了广泛交流。这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主要经济政策是以秦国的圆形方孔钱通行全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修筑长城，开挖灵渠，引水灌溉，还有“令黔首(民)自实田”(《中国通史》)，在全国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征税。其主要的文化政策是先以小篆，后以隶书作为标准字体统一文字。“秦诏版”就是秦始皇为了落实好经济政策中的统一度量衡而颁发的文告，命丞相将其铸于“铜诏版”上，吩咐丞相把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原来不一致的度量衡用统一的标准明确起来。这一举措，在当时封建社会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秦诏版”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见证物，还具有非常高的书法价值。如果说，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是汉文字和数字符号雏形的话，那么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公鼎以及在此之前于1919年在礼县红河乡王家台出土的秦公簋上见到的古篆铭文，则直接就是汉文字的祖宗。秦始皇在文化上的最大贡献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实行“车同毂，书同文”，在先秦古篆的基础上简化、规范的秦小篆，在秦小篆的基础上，到汉代又产生了隶书，汉文字才真正定型为以平面方块为特征的文字。秦小篆现存实物的代表作品是泰山刻石，而现藏于甘肃镇原县文化馆的秦诏版，为秦始皇（前221年）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书，暂且抛开其他意义不论，单从实物的角度展示秦小篆真正面目，则可以说与泰山刻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秦诏版的发现，也是非常的具有传奇色彩。

1976年7月的一天，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明华老先生外出转悠，在县农副公司的废品收购站内，看见有个城关乡的农民手里拿着一个废铜片前来上缴，据那个农民说，“铜片”是自己家盖房子打基地时挖出来的，寻思着没啥用，就拿到废品站当废铜买掉。

爱好文物的张明华接过铜片一看，就吃了一惊，虽然他当时还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可是爱好书法的他发现铜片上刻着40个小篆。直觉这个东西不简单，于是掏了八毛钱将“铜片”买了下来。

由于张明华当时是县文化馆馆长，便将它交到了馆里，他本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很值钱。‘秦诏版’一直在文物室内藏着，它的重要价值当时也没有被发现。1983年，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分家时，把‘秦诏版’分给了博物馆。”

1996年，全国文物普查，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认可，认定是秦二十六年的铜诏版，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定馆藏号为0197。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对商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1996年，文物普查后，如果秦诏版拍卖的话，据说当时就能拍卖两亿美金，九十年代的两亿美金，那当真就是价值连城了。当然文物是不可能被拍卖的。

2001年庆阳地区举行首届香包节时，县政府将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秦诏版”复制，做成了1500个24k镀金礼品，作为永久性纪念品，馈赠给前来参加会议的来宾。至此秦诏版在镇原这片高天厚土埋千年的国宝“秦诏版”才算真正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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