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到盒子上的舞蹈。1791年，塞利姆三世已经清楚地知道和俄罗斯的战争将会结局如何，他命令一个由22名士兵、官员、教士组成的委员会想出一个快速有效的方式，消除有可能导致帝国灭亡的威胁。这群人中有两名基督徒，他们是法国官员贝特朗和瑞典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的亚美尼亚译员穆拉德热亚多桑。他们以备忘录的形式上呈自己的答复，可能是效仿招致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陈情书。

同预期相符，委员会的回应是混合的结果。一些人建议回归传统，恢复古老的价值，复兴曾经的军事荣耀，再次回到老路，他们认为它并没有被西方优秀的军事技术压倒，而只是被腐化了。一些人建议即使不引入西方的理念，也要（谨慎地）采纳西方的技术、训练方式和武器装备。一些人甚至建议以西方的方式训练和武装新的军队，彻底取代原来的军队。

塞利姆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大胆，他倾向于同意最后一条建议。他于1792年到1793年间开始施行一系列改革，它们被统称为“新秩序（Nizam-i Cedid）”。他制订了有关行省总督、税收、谷物贸易的新法规，目的是使帝国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强化苏丹对离心力越来越强的各行省的控制。（与此类似的是，同为古老君主国统治者的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在30年前已经尝试过类似的改革，他的目的同样是要阻止一个正在解体的古老帝国走向分崩离析。欧洲启蒙运动激发的改革力量尽管非常温和，但被证明是不可阻挡的。）

最激烈的政策是建立新的陆军和海军学校，不仅教授西方炮术、防御工事建筑学和航海术的基础原理，而且还教授掌握它们所必需的西方科学。教师都是法国军官，法语成了所有学生的必修语言。所有这些都因为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而被突然打断。不过，尽管塞利姆以伊斯兰普世主义为依据，要求重新获得埃及的统治权，但是他决意要做一个欧洲式的君主。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一段时间，他反对西方的无神论、邪恶的平等思想和具有潜在破坏能力的理性主义。但是一旦法国撤出埃及，他再次开始施行西化政策。（他甚至原谅了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并于1806年正式承认他为皇帝，而且送去了一幅自画像。）

但是，事实证明新秩序无法被旧势力容忍，尤其是耶利切尼（“新军”）。1806年夏，伊斯坦布尔各处发生了一系列反对塞利姆改革的骚乱。根据极端保守的皇家编年史作者艾哈迈德阿西姆埃芬迪的记载，愤怒而虔诚的穆斯林起身反抗“邪恶的法兰克人和可恶的法兰克团伙”，他们“通过鼓励和引诱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损害了“圣法的原则”。不到一年，反对势力就取得了胜利。1807年5月28日，塞利姆三世被废，“新秩序”被中止。

不过中止的时间并不长。塞利姆短命而无能的继承人穆斯塔法继位仅一年即被暗杀，他的继承人马哈茂德二世开始着手进行一场比塞利姆更加激进的改革，不过他很明智地选择没有给它取一个具有暗示性的危险名字，特别是完全没有使用可能会遭到他的敌人集中攻击的“新”字。行省的贵族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力。新的行政体系被创造出来，帝国的财政体系被革新。

新的税收制度被引入，为了确定谁应该缴税和缴税的方式，帝国展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奥斯曼苏丹在19世纪初重复做着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做过的事。1826年6月14日，经过一次短暂而血腥的冲突（很多人被烧死在军营里，试图逃亡的人遭到追捕），耶利切尼被镇压了。一支由欧洲人武装和训练的新式部队取而代之。他们被称为“穆罕默德的胜利之师”，换上新军服和新军帽，不再穿戴传统的头巾。苏丹自己开始穿上一种由欧洲君主的传统礼服和裤子改良而成的伊斯坦布尔装。

马哈茂德小心翼翼地让教士们积极参与所有改革（虽然常常要采取强迫的手段），把它们都说成是宗教责任。他也谨慎地避免做出任何可能暗示自己的改革会发展成更为系统的西方化进程的行为。但是尽管他言之凿凿，外部的观察者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将一个部落式的伊斯兰帝国转化为一个现代绝对君主国而迈出的前途未卜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