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三人才群主要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此时正是中国满清王朝自《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从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注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此开始,西方列强的触角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大门被列强逐渐打开,“天朝上国”的美梦逐渐破碎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开始揭露清王朝的弊病,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但是,这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变革。直到二十年后,圆明园的一场大火惊醒了清王朝的官僚们,一批踩着农民军尸体走上历史舞台的官僚,面对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由于封建制度的腐败没落,“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终归只是官僚的一场幻梦。此时的中国,一方面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瓜分,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却迅速凸显出来。官僚们贪图私利、鱼肉百姓,致使灾民遍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队纪律涣散,防务废弛,即便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主力军湘军也在对外战争中一触即溃,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以优势兵力打了大大的败仗,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确定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地位。

亡国灭种的危机激荡着亿万中国人的心,救亡图存的思潮成为主流。梁启超说“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粼睡之声乃渐惊起。”全国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活动。

正是在这一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第三人才群在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理想追求中,结成了有力团体,逐步形成了对体育的共同看法。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文化与人形成了创造和被创造的互动关系,人类在创造文化同时,文化也在不断地塑造人。不同的文化渊源孕育出不同的思想。近代湖南第三人才群体育观的形成与湖湘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关系最为紧密。湖湘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主张树立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湖南人之关心国家大事。

左宗棠年近古稀,率军入疆就是这种抱负和情怀的体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己”,王船山提出著名的“道器学论”、“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深深吸引了谭、唐二人。谭嗣同崇尚王夫之,并自称为“私淑船山”。唐才常从师欧阳中鹊,学习与探讨船山思想。这对他们树立爱国情怀与远大抱负影响至深,也是“润物无声”地渗透入他们的体育观之中。二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这正是湖湘学派经过长期积累,一旦雄发便星火燎原、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湖湘学派主张“始于修身,终身济世”,反对虚浮之风,提倡务实践展,主张身体力行。

谭嗣同从师欧阳中鹊学习,深受影响,注重经世,强调学以致用。唐才常对封建文化、纲常伦理进行猛烈抨击,提倡经世致用学说,力倡西学,提出“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熊希龄提出“国力不充足,实不能以立国也”。在体育方面,该群体的体育思想也充分体现出经世致用、讲究务实的内涵。三是倡导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谭嗣同年少时,屡遭痛失亲人灾难的沉重打击,生活上的种种折磨,使他在成长的过程充满了心酸苦难,在这种“遍遭纲论之厄”条件下,磨练出了谭嗣同顽强拼搏的坚韧意志和承受痛苦的巨大忍耐力。

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最终形成了他日后为变法不怕流血牺牲的无畏勇气。唐才常为“勤王”组织自立军于汉口,计划发难于长江流域,因事泄,湘中志士被捕杀者余人。故国人群视湖南人“尽掷头颅不足痛”,将保国救亡的希望都寄托在湖南人身上。梁启超说“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杨度则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该群体在推行体育的实践中也颇具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