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靖康年间发生了什么事？秦桧南归提出什么策略

南宋历次北伐，不论岳飞还是张浚都是北人，韩伲胄也是北人后裔。可以显见，南宋朝廷，历来北人主政，都矢志恢复，以雪靖康之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北方人多因战火逃亡南方，乡土情结甚重。绍兴五年，北人马钦上言：祖系汉民，幼承父母遗训，复归汉土已久，今来尚以虏界为户，欲望特赐钦中原祖贯。于是高宗降诏马钦特赐凤翔府扶风县为贯。这种思乡之苦，只能籍由特赐原籍来聊以自慰，当然是血性方刚的北方人所不能容忍的，亡国灭家之恨较之南人，甚于百倍。北人之中不论文官武将，在抗金路线问题上，都坚决主战，毫不退让。从驾奴军队的角度来说，精锐之军往往多北方人士，为了光复故乡，其北伐更有动力，而同为北人的将领，也往往感同身受，将士用命，军心大振，士气高昂。在对待归正人的问题上，也多赞成招纳以御外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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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则不同。久居承平之世，遇乱则坐观时局之变，以求自保，而后伺机寻衅中原。高宗之所以能够南渡称帝，也是受到南方地主阶层倾力支持之故，这也是南方传统地主阶层与北方南迁地主阶层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背后便是南方希图借高宗登极力求自保的真实意图。诚如日本学者桑原隙藏所认为的，因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造成北方人更易于与外族合作，而南方人保种思想更盛、更排外。衣冠南渡八百余年之后，当战乱兴起，这种保种思想愈发强烈，排外情绪自然更高，于是划江自治，排斥异己的现实政治思维成为了南方人的主张，南方更加渴望的不是恢复北宋故疆，而是保存实力，坚守故土，拒纳归正人，以待中原之变，在史浩的《论归正人札子》、《第二札子》中，这种观点得到了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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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通过列举一系列的实例向皇帝证明，一旦国用日乏，那些已来者不获优恤，必有悔心；方来者待之愈薄，必有怨心。夫剥肤椎髓以奉之意者，望其知恩而欲其为我用也。若使怨悔之心生，终亦何所济？此为国远虑者莫不寒心。而若吾之政化未施，财力先屈，国尚未可保，安能系中原之心乎？史浩始终认为，以南宋现有的国力，招纳归正人是一种弃实而务名，舍近而谋远，见利而忘害的错误举措，他劝诫皇帝弃名取实，以集大勋；先近后远，以安边鄙；见利思害，以杜乱萌，警惕靖康年间郭药师的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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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的这种保土自守、蓄力待时的策略和北方集团志在恢复的壮志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绍兴三十二年，李显忠、邵宏渊请战，张浚请孝宗亲临建康，史浩言道：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张浚言：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取而收之。史浩不屑的反驳道：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又言：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言：胜、广以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眼见史浩意不可回，于是抗战派越过三省径檄诸将。史浩无奈的说道：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史浩随后便遭到御史王十朋的弹劾，出知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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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宋自从立国之后，就已经决定了其保守江南、划江自治的格局。高宗曾一度担心金朝会解送钦宗归国或借用钦宗另立傀儡政权影响自己的皇位合法性，从而始终未敢轻易与金朝交战。秦桧南归以后，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正中高宗的下怀，也迎合了部分南方士大夫守土自治的要求。到了孝宗时代，主战派又占据了优势，可是准备不足，符离之败使南宋北伐的努力前功尽弃，主和派再度得势。自开禧北伐以后，宋廷就再也没有主动挥军向北，以内治为核心的南宋自治政策成为士群体的最终选择。从此，它作为士阶层的主流意志，决定了南宋中后期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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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恢复中原的志向，实际上南宋政府也没有很好的做到蓄力待时，南宋招纳归正人的政策也没有达到其初衷。大量归正人空耗国家财政，在军队中不被真正的信任，归正人组成的军队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雇佣军的性质。随着朝政的败坏与军纪的松弛，南宋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下降，财政也越来越困难，到了蒙古灭金之时，竟然虚弱到仍然谨守和约不敢接纳归正人的地步，连高宗朝都不如了。难怪在元朝人编辑的《宋史》里有这样的评论：自绍兴和议成，材武善谋之士，无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矫制起兵，李宝之立功胶西……皆中道以殁，是以知宋不克兴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