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初，在北京宣武门外，广安门内大街有一座都泉人文馆。它是江都、甘泉两县游子在京的聚会之地，亦是两县学子赴京会试的食宿安顿之所。该馆由金门诏提议建造与具体实施，汪从晋（字锡三，号澹人，安徽歙县人，而居邗上，寄籍仪征。风度翩雅，嗜学工诗，乐于为善而澹于进取，尤慷慨好义，常以巨资周济乡里而不欲人知。然舆论不可掩，闻于朝廷，曾赐光禄少卿）出资建成的。（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金门诏于乾隆元年在京会试时，深感江都、甘泉学子公车之至，读书、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很不方便，遂萌发了欲在京师建造人文馆的想法。汪从晋得知后主动提出：“闻君桑梓情甚笃，我愿出资三千两白银建馆，一千两白银为君祝寿。”金门诏拜而受之，曰：“君之义甚高，能成我愿，心已足矣，怎敢从中肥私呢！”于是，金以汪之四千金购地建馆，自己又出资六百金备齐一应生活设施，都泉人文馆终于落成。金门诏考虑到人文馆以后的运行与修葺，由汪从晋又出资五百金，在京城绳匠胡同另购一宅，以其五十金租金，备作岁修之费。

乾隆二年（1737）金门诏南归，便托同里、时任太常寺少卿的唐绥祖照管人文馆事宜。第二年，唐绥祖赴粤西任职，就转交其弟、时任纂修官的唐绍祖代尽其责。至仲冬，当金门诏再游京师时，却发现人文馆已是“茂草迎门，颓墙满目，顶隔倒垂，门窗扑地，并盘盂杯勺之器毁弃者二三，破碎者六七，荒凉萧然，非复前日景象矣”。

金门诏询之唐绍祖。原来，会馆里来往居住的人员复杂，变化不定，因为不是自己的私宅，所以多不爱惜。尤其是随同来的家人、仆人更是践踏者多，培植者少。加之年来淫雨不断，房屋损坏严重，岁租收入不足以维持，唐绍祖只能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先修缮那些毁坏严重的部分了。（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金门诏闻之，浩叹良久。他想：耗费巨资建造的人文馆，才不几年，就已使公车到日无驻足之所了，乃是“岁修不敷，居人不慎”之故。眼见公车期近，他一面斥资“鸠工庀材，重加修整，使公车集而宾至如初”，一面觉得应“立定条规，使后之任斯责者据有成规”，否则，仍会前功尽弃。

乾隆四年（1739）都泉人文馆整修一新，迎来了江都、甘泉两县公车之举子。这一年，江都管一清（字配宁，号穆轩）、甘泉杨开鼎（号跱塘，字玉波）高中进士，金门诏大喜，感到“馆运自此而兴矣”，便复改造大门，撰写碑记，更题名匾，酌定规例，并镌立于石，刊之于书，请京兆陈守创用印，以示权威。同时，与书捐资人榜，“庶知吾乡之识大体、重桑梓者先后相望”，“庶斯馆之建，信千百世不拔之基，而都泉人文之盛，亦可永永万年矣！”

嘉庆元年（1796），都泉人文馆因经年累月，虽屡经修葺，但已“墙圮柱顷，公车罕至”了。这时，经吏部郎郑宗彝族倡议，由其叔父郑鉴元（字允明，号澄江，总司鹾事十余年，后任两淮总商）出资四千两白银，又募集到鲍志道（字诚一，后任两淮盐务总商，安徽歙县人，居扬州）、张绪增（字敬业，扬州盐商之一，陕西临潼人，居扬州）、黄履晟（字楫，扬州盐商之一）等人各一千两白银，耗时四年，于嘉庆四年（1799）复加整葺，规模大备，重放光华。（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一年扬州举子连夺文武科前三元，于是都泉人文馆易名“扬州会馆”（又称“江、甘、仪会馆”），由阮元亲撰《重修扬州会馆碑铭》勒石嵌壁，铭中写道：“维我广陵，运会日昌，元甲天下，解领江乡”，表达了对扬州人文荟萃的自豪与喜悦。

会馆建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两厢。会馆影壁刻有扬州著名学者汪中的《广陵对》，联星堂东有阁，以祀神位，数处院落间种花木果树，宽敞幽雅。第三进院中种竹百竿，有轩屋，以“宛然禅智西，亭外千竿绿”之意题“小竹西”。第四进院中种海棠、桃、杏等花草树木，用唐人“春风得意”诗题其额“看花馆”。

道光二十九年（1849），汪廷儒（字醇卿，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长于文学、书法，得任翰林院庶吉士，仪征人）又出资对扬州会馆进行维修，将馆中之看花馆、小竹西两层复盖新屋，苍屏楼上下窗棂全易，并在礼神阁中供奉汪从晋先生的牌位，以铭记会馆开创之人。

（朱毓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