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这笔款项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分32年按月退还，供清华办学及派遣留美学生用。退款额分三个阶段执行，并逐期增加：第一阶段（1909～1914年）每年退款54万余美元；第二阶段（1915~1931年）每年退款79万余美元；第三阶段（1932～1940年）每年退款138万余美元。各年退款连同本息共美金28992261元，约合银5800万元，这些收款都放入清华基金，除去拨付使用的以外，余额都累积存在其中。

在中基会接管这笔基金之前，围绕清华基金，从周诒春到罗家伦，12年间竟上演了八易校长的闹剧，让人大跌眼镜，而导火索往往就是对这一基金的幕后操控。1918年1月周诒春背着“妄糜巨款”的罪名离开清华，之后，衮衮诸公如走马灯般不断换来换去……

当然，这其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周诒春任校长时，觉得清华仅为留美预备学校非长远之计，便提出要办成独立大学的设想。于是，他大兴土木，建起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建筑，耗费虽然巨大，但自身却十分清白。可是这却为眼盯着清华这一肥缺的政客们找到口实，说其“所费过巨”，实为“营私害公”。虽然师生们都要其“不予置辩”，但他却以“既遭时忌，愿能贤让”的态度，毅然辞职。

随之，北洋政府外交部秉承美国公使的旨意（美国亦不愿将清华办成独立大学），为加强清华经费和校长职权的控制，于1917年8月颁令成立“清华基本金委员会”，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后又在这个基本金委员会下设立清华学校董事会，派外交部官员章祖申、周传经、赵国材等十人为委员。

这两个会的基本任务都在于控制清华经费，即所谓“稽核用途，限定经费，务期积存基金”；即使是学校临时开支，只要每次在200元以上者，都要得到董事会批准。

而对积存的金额，他们又采用“存放生息”的保管办法，将基本财产及存金的68％都存入银行，以求生息。

看起来清华经费的管理非常严格，但实际上大权集中在外交部与美驻华公使手中，使用情况愈发不透明，清华基金的保管状况也从未公布过。由于外交部坚持派遣留美政策，不断增加派遣人数，终于使经费入不敷出，学校本身的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加之经营管理不善，办事人员中多有中饱私囊的，因而三届董事会每况愈下，清华基金遭到很大损失。

所以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马上就拿清华基金董事会开刀，揭露其弊端，支持全校师生改革的要求。

罗家伦在学生时代是北京大学的风云人物，曾与傅斯年一起创办《新潮》杂志，该刊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仅次于《新青年》。“五四”运动时，曾为大游行起草《北京全体学生通告》，被举为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向北大资助留学奖金，经蔡元培校长推荐，罗家伦与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等人赴美留学，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到法国、德国、英国游历和学习。1927年回国后，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引荐，参与组建刚在南京建政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并任教务主任，从而成为蒋介石最年轻的幕僚。

而国内此时随着北伐的胜利，“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岭南大学率先由中国人收回自办，之后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等也相继由国人收回，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济南齐鲁大学也先后改组，清华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清华学校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29日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时年方31岁。

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以“四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来整顿清华。其中廉洁化就是针对清华基金的，要其财政公开、大家监督，以改变财务混乱、浪费严重，甚至被贪污挪用的状况。

南京政府予以支持配合，1929年4月30日决定将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移交中基会管理。同年7月，教育部又与中基会签订了《保管清华大学基金办法》，作了以下规定：（1）清华拥有基金的所有权；（2）教育部拥有基金的支配权；（3）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拥有基金的保管权，是清华庚款基金的永久保管者；（4）清华大学的基金，无论何时都不准动用，基金的利息，也只有到退款终了的一年以后，才能用作学校经费。

罗家伦此时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即经他努力，1929年5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议案，决定国立清华大学直接归教育部单独管辖。这就从体制上解除了清华大学发展的障碍。

但当罗家伦坐稳了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宝座后，他的另一面却暴露了出来。其整顿清华的所谓的“廉洁化”、“平民化”完全是对他人的，他自己不包括在内。尽管他原属寒士出身，此时却利用清华充裕的经费，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他的校长公馆是最华美的洋楼，室中家具陈设每月都要调换，每个房间的地毯花式不同，且也按时更换。古玩、书画，由琉璃厂古董商送来，任意选购，令会计处付账。宅中备有中西厨房，蔬菜家禽等全部由学校供给，还派人到天津采购北平缺少的鱼虾海鲜。宅中用车两辆，眷属、仆人出门均由汽车接送。凡此种种费用，都由校长办公费项下正式开支，每月支出在万元以上，多的达到三四万元。据说，比之北洋军阀时代的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更激起众怒的是他的“纪律化”，他不仅将国民党“党义”规定为必修课，还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他自己每天操练时也身着由蒋介石授予的少将戎装，因此学生们编了打油诗嘲笑他：“两眼官势钱，一身狗熊装。”

1930年5月清华掀起了“驱罗”运动，学生会通过的决议案中说其“来清华一年，恶迹大彰，丑态百出，钳制言论，束缚同学，滥用私人，离间分化，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这些话多少有些情绪化。所谓“滥用私人”，是指他带了三个人来主持校务，其中一人是冯友兰、出任文学院院长，对他应该说是知人善任。

就这样，罗家伦来清华仅一年零九个月，便被师生们逐出。其时，正是蒋桂冯阎大战之际，蒋介石顾不上他，他只好屈尊去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一学期之后，罗家伦复被起用，回南京政治学校（党校改称）任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1932年又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

罗家伦被逐后，校长一职暂缺，由教务长叶企孙暂理校务。有关方面曾提出三位校长候选人，为周诒春、赵元任和胡适。但蒋介石皆不满意，说：“周坚辞不就，赵非办事人才，胡言论乖谬”。此时，教育部长李书华推荐了梅贻琦，而梅贻琦那时还远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但没想到却一举通过。于是，1931年9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因廉洁奉公且治校有方，遂成为“终身校长”。

清华基金自中基会于1929年正式接管后，管理开始走上正 轨。当时，账面上实有国币约576万元，而呆账和坏账却高达354万元。为了管好清华基金，中基会单独设立收支账目与特别会计，不与所保管的其他基金混淆。至于清华基金之运用，概由中基会之财政委员会全权处理，也不受政府机关及清华大学之干预。该财委根据教育部核准之清华大学及留美学生经费预算，每年按月发放使用，并于年终时将一切账目报告教育部。

清华基金本身又分设两个账户，一为基金收支账户，一为清华大学经常费收支账户；两者虽有关联，但并不混淆。

有鉴于过去基金的68％存入银行不当，中基会改变经营策略，逐渐减少银行存款，增购有价证券，将到期的银行存款酌提半数，分别在国内外购买可靠的证券。其留存银行转期之存款，也商得各银行的同意，提高利率。另外，对金币（如美金）的投资，也特别注意，以增加利益、减少损失。

由于经营得法，而政局也较前稳定，所以至七七抗战爆发前的八年中，有价证券增加近4.5倍，清华基金的账面实有资金已达国币1892万元，此时亦为中基会的全盛时期。

清华大学经常费收支账户，亦分为收支二项。收入项来源有四款：（1）逐月拨来庚款；（2）兑换盈余；（3）存款及债券投资利息；（4）上年结余。支出方面，分为付清华大学经常费、留美学生监督处经费二款。1929年至1936年间，清华大学经费计用国币（银元）约1161万元，留美学务监督处计用银约600万元。依此经费水平，每年平均有1450万余元，应属充沛。

但清华亦有难题。一是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拨款额总是不足；二是政府军政支出浩大、财政拮据，一度有意长期停付庚款，如1932年3月至1933年7月政府停付庚款一年。当时，清华即陷入停办危机。

学校经费无着，急坏了校长梅贻琦。他先向财政部垫借了百万元，但不解决问题；又派冯友兰和燕树棠去南京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及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求告，说：“若庚款停付，财政又不给钱，学校必停顿。”可教育部的回答却是“政府实无款可付。”梅贻琦知悉后，更加着急，又将中基会抬出来力争，时任中基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和干事长的任鸿隽致电汪精卫说：清华乃为国家教育文化事业，亦关系国际观瞻，若听其停顿，殊非国家之福，请饬令财政部从速将已到期之庚款拨付中基会，使学校得以维持。

在各方一再努力下，财政部才“陆续拨付”，使清华渡过了危机。

自清华改为国立大学、清华基金转由中基会管理后，由清华派遣留美学生的做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1932年，教育部颁布《考选清华留美公费生办法大纲》，令清华大学暂办三届留美公费生考试，选拔的学生不再限于清华一校，而面向全国所有高校招生，考试由教育部与清华大学共同组成的招生委员会主持。该项招生在1936年以后又续办了三届。这样，前后共办了六届，有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出国。

第一届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于1933年7月在北平、南京两地同时举行，招收20个名额，却有400余人报考，录取率为5％，考取者有龚祖同（清华研究院）、顾功叙（浙江大学）、王守竞（清华大学）、黄文熙（中央大学）、戴松恩（金陵大学）等。

此后，又分别于1934、1935、1936年连续考选了三批，前后被录取的有赵九章、时钧、马祖圣、张青莲、陈省身、张煦、张光斗、钱学森、杨遵仪、武迟、冯德培、马大猷等。

抗战期间，分别于1940年和1944年举办了两届考试，前后录取的有汪德熙、胡宁、叶玄、屠守锷、吕保维、黄家驷、陈耕陶、陈新民、何炳棣、吴仲华、钟开莱、杨振宁、张炳熹、曹建猷、洪朝生、张燮、方中达等。此外，还招收过一批“半公费生”，发放过一次“自费生奖学金”，受资助者有夏翔、潘孝硕、卞钟麟、卢鹤绅等。

清华基金后来之所以能步人正常运作轨道，主要得益于中基会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所以，清华基金的沉浮与中基会的存亡息息相关。

应该说，中基会的领导者们，在决策方面还是很有远见的。1941年4月18日，中基会在香港召开第17次年会，会上董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美日战争爆发、出现交通阻断的紧急状态，在华、在美董事可分别组织紧急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美事务由全体在美董事协同纽约财政顾问委员会处理之，国内授权贝克和干事长任鸿隽在紧急状态期间代董事会会计签署支票与每月借款收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内地中基会于次年1月18日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成立非常时期委员会，并在重庆设办事处，翁文灏被选为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为孙科、蒋梦麟、杨亚德，干事长为任鸿隽。在美国的董事则成立了中基会特别驻美委员会，以孟禄为主席，不久孟禄因病辞职，由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继任主席。

中基会在战争环境下已失去了正常工作秩序，补助事业和自办事业都受到巨大破坏和干扰。但更严重的是，它自身也面临着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3年1月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新约》，宣布取消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美国放弃庚子赔款权利，中国对美庚子赔款终止支付。这样，依据美国庚子退款而成立的中基会即面临着有无继续存在必要的问题。

当时，国民政府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代表，坚决主张裁撤所有庚款机构，将一切带有“国耻色彩”的事物铲除，将中基会经办事业由教育部接办。另一种意见，是以翁文灏为代表的中基会董事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该保留这一与美英进行文化联系和合作的组织，作为将来进一步合作的基础。

此时，由于蔡元培先生已去世，中基会董事中说话还算有分量的就要数翁文灏了。

翁文灏系浙江宁波人，1908年赴比利时鲁文大学地质系留学，191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与丁文江同创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后任所长兼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及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他自1924年起连续四届担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是我国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学者，也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科学家。

翁文灏对做官一向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大道。1932年春由钱昌照推荐，他作为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传统，他尚能接受，可没想到蒋介石对他情有独钟。个中原因，大约因他是蒋的同乡，又忠厚诚笃、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人。蒋盛邀翁留下，让他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再三推辞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挂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他为教育部长，他又藉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1934年春节翁文灏回乡探亲，不幸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90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翁文灏这才感恩图报，于次年出任蒋介石拼凑的“人才内阁”——行政院秘书长，接着又统领全国的经济工作，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最后官至行政院院长，不过这已是1948年的事了。

而眼下，翁文灏为保住中基会不被撤除，便将该会的历史、事业及今后的工作计划写成一个数千字的说帖，分别送呈外交、财政、教育诸部。他还与干事长任鸿隽联名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施肇基，希望他们在美国贡献意见、发挥影响。

但这些都没使重庆政府改变态度，由于陈立夫的力主，行政院财委在审查各庚款机关补助预算费时，决定将所有机关一律裁撤。国防最高委员会遂依此决议准予取消。行政院正式通知中基会，要求该会于1944年底解散。

翁文灏为保留中基会，决定直接上书蒋介石，陈述理由说：中基会自成立以来，办理情形尚得中美双方之信用，收支账目均经刊印呈送政府备案，对于促进教育文化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应念以前接收庚款之协定并非不平等条约可比，为中外交谊计，不宜单方面断然废止。而这一次，蒋介石没给翁文灏面子，侍从室以蒋“已对行政院有所指示”为由。将原件退回。

没想到事情到1944年底却出现了转机。陈立夫的教育部长由朱家骅接任，行政院长也由宋子文代理，他们的态度与前任迥不相同。经多方商谈，与教育部达成这样的协议：（1）组织规章中涉及“庚款”字样者，一律修改，以免国耻色彩；（2）酌增董事名额，修正章程，将教育部长、中研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列为当然董事；（3）《中美新约》签订以前应付的款项由政府照数补拨，此外可以接受外界捐款。中基会从而渡过了这场危机，得以续存下来，清华基金及清华大学的经费也得以按原有的方式继续保留和运作。

据说，到1948年清华基金已积累为432.3万美元，利息全年净收15万美元。还据说，这笔基金后来被中基会当然董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保管。

1948年12月，也就是北京解放的前两天，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当时正值孙科组阁，孙科再三请梅贻琦入阁任教育部长，但梅坚辞不就，随后就去了美国。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后，原有的中基会自然解散了，翁文灏去了欧洲，任鸿隽留在了大陆，而中基会在美国仍然保留了下来。

据不久前发表的清华校史的有关文章披露，梅贻琦寓居美国后，全部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的收支都掌握在他手中，但他保持着清廉的一贯作风。他住的公寓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出门都是乘地铁或公交车。为了节省开支、补贴家用，他的太太60岁高龄还出去打工，在衣帽工厂工作。1956年他用这笔钱去台湾创办了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新竹清华大学。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病逝。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人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大概就是清华基金最后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