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家修撰历史著作时，无非有两种：其一、将其为“史实”，就是不掺杂任何主客观情感的真实记载；其二，则是将其变为“史论”，在写历史事件时，加入一些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主要是以历史编撰的形式创立和发展的，自西汉历史编撰者司马迁之后，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则开创了另外一种门类的工作，即：对历史编撰这项工作本身的研究，到宋代时期更是开始了以以往的历史记录为材料的针对“历史”的研究活动。

史学家王夫之的作品多为后者，王夫之注重从一个整体框架上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探究，有些“溯源”的意思。而在王夫之具体的写作手法中，除了传统的辨别史料真伪、考证野史传闻、总结归纳等方式外，他还使用了“移情”等研究方法。甚至，他还运用到了心理学，将历史环境与历史人物二者间的意境有机结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论作品。

明朝的覆灭与清朝的崛起，令王夫之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朝代更替之际，王夫之意识到：写史的主要目的在于让文字能够流传后世、经世致用。在写就《读通鉴论》后，王夫之就对自己的写作初心与笔法有了一个客观认识，那就是：“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

“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夫之找寻的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那就是：“得失的源头”。从何处得到？为什么又失去了？从哪里失去？失去后又怎么获得？

可以说，这就是王夫之的作品比其他史论高明的地方，也是超脱传统史学作品框架的地方。并且，王夫之在写史时，往往会先结合自己的观点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就这一问题从“方”与“体”两个方面来阐述观点。

万事皆有“方”与“体”，这是王夫之对事物总结出的运动规律，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亦或是因果关系。“道”则是王夫之对世间万物的最高认识，“道”并没有形象的表达，在王夫之作品中某些“道”可能是道理，而有些地方的“道”又可能是道德，某些地方又指代了某些自然界的规律，还有些则代表了对事物的正确认知等等。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王夫之的文字世界中，“体”、“方”、“道”就是规矩与规律。

其实，纵观王夫之的史学作品，都脱不出“协同统一”的整体观，然后，再根据“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逐步将要表达的观点细化。杂乱无章的历史就像是一团乱麻，王夫之的方法就是找出针线，将着团乱麻梳理成协调统一的整体。

王夫之的作品《黄书》与《噩梦》，总字数不到三万，却囊括了大明王朝几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王夫之本人说过：“为了阐述人物事件的得失，必须从根本上剖析明朝，分析明朝，不能从单一事件上就事论事。”

见微知著，由著至微，可以说，王夫之的史学作品就像是囊括了中国古代史一样。

在统一原则后，王夫之对历史事务的分门别类也十分考究，例如：将同样的事件、同样的人、同样的制度等分到一类中阐述。例如：王夫之将帝王、大臣、孔孟周公划分到同一大类中，在这个大类中，唐太宗、汉文帝、汉景帝三位类似的皇帝被归为一小类。

并且，王莽、曹操这样的统治者也被归为一小类，盗贼与异族侵略者再被归为一小类：“萧、曹、房、杜之治也；刘向、朱云、李固、杜乔、张九龄、陆贽之贞也；孔融、王经、段秀实之烈也… …汉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

前文我们说过，王夫之的史学作品中不乏心理学剖析，那是因为：

“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研究史学，不能将自己置身事外，要设身处地的站在古人的角度思考，让二者之间“心意相通”。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认知与古人平等，与历史的客观存在不谋而合。后人与古人站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经济水平、人的价值观都存在差异。

所以，只有融入到历史世界中，才能正确的评价历史的人和事，这样才能从中取得收获。

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则称：研究王夫之的著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参考资料：

【《衡阳县志·王夫之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王夫之》、《王夫之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