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教授和他的部分著作

■陈尚君

陶敏教授于2013年1月17日因肺癌去世。他的助手李德辉教授曾是我的学生，当天下午将他的生平履历、著作目录及后事交待邮发给我，特别提到还有许多已完未完稿有待整理出版。我当天晚上撰写悼念长文，同时交《东方早报》与《中华读书报》发表，次日赶到湖南湘潭送行。

告别会上，我发言中特别提到，陶敏教授的著作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部分，希望他所任教的湖南科技大学校院领导和学生同事，对他遗著的出版给予重视。很感欣慰的是，各方出力，尤其是李德辉教授倾注几年的心力，完成老师遗著的整理，已基本完成出版。

陶敏教授遗著的价值和出版情况，简略介绍如下。

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中华书局2015年6月出版。《景龙文馆记》原书十卷，唐武平一撰。平一是武后族曾孙，武氏权倾天下之际，他采取躲避态度，得以远祸。此书详尽记录景龙二年（708）四月至四年（710）六月，唐中宗与文馆群臣几十次游历唱和的过程和作品，参与者包括几十位著名文人，如此大规模唱和最终导致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成。《集贤注记》三卷，唐韦述撰。述为盛唐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至今能完整读到初盛唐史事，靠他在安史之乱中拼死保存下来。玄宗即位后重视文化建设，初命群臣整理图书，继设集贤院于两京，由宰相知院事，凡图籍宝藏、著作编纂、文化建设诸事，皆由集贤院主持。韦述供职集贤院长达40年，对院事始末、制度建设、图籍管理、文人出入均极其熟悉，此书成为了解盛唐文化繁荣的重要记录。二书宋以后久佚，但宋人引录极多，仅《景龙文馆记》有过贾晋华辑本。陶辑二书各有12万字，校订认真，征引丰沛，足可信任。

陶敏主编、李德辉副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此书完成较早，陶敏前言写于2005年，出版一再延滞，版权页时间在陶敏去世前一个月，实际见书则在2014年。全书篇幅多达363万字，首次完成全部唐人笔记校订，收书数达143种，都能征存较早记录，调查善本与存世文本，在反复比读后写定文本。无论存本之校订，佚著之辑录，以及条目交叉之认定与文字讹误之改正，都尽了努力。

陶敏主编、吴广平副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岳麓书社2014年6月出版。此书本为校内教材，200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经十多年应用及反复增订，完成新版。此书以我悼念长文代前言，我又新写了一节附记，认为该书“融合了陶敏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在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方面的许多具体实例，如关于唐代笔记校订、唐代诗歌订误、古籍文本解读、唐人生平梳理等方面的心得。此外，有关避讳学、总集编纂、四角号码检索、常见学术网站的介绍，也简明清晰，便于掌握运用”。

陶敏遗著、李德辉整理《元和姓纂新校证》，辽海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元和姓纂》，唐人林宝撰于元和七年（812），根据唐代重要官员的家族实际情况，并广征当时得见的汉唐姓氏书与公私谱牒，编纂而成，是研究汉唐士族谱系的最重要文献。原书久佚，清四库馆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所载多达近两万人名，文本错讹极其严重。四库本为一校，光绪间洪莹刻本为二校，民初罗振玉为三校，稍后岑仲勉作四校，1994年中华书局约陶敏与郁贤皓，将岑著与洪本整理刊布，此《新校证》近乎是五校或六校了。陶敏工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新出石刻文献，作全书的考证校勘辨伪，具有重要价值。

陶敏原著、李德辉编校《唐代文学与文献论考》，辽海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这是陶敏的第二部学术论文集，是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的续编，收录已发表未发表、已完成未完成的文章140多篇。编次包括十个部分：1.唐代诗文综合研究，2.唐代作家生平事迹研究，3.唐人墓志及《姓纂》研究，4.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5.唐五代文集提要及正史校勘，6.书评，7.自着前言后记，8.治学经验谈，9.书序，10.陶敏论著目录、年谱及纪念哀挽文字。其中有很多未成稿，保存了一位学者从酝酿选题到积累文献的原始记录。

陶敏遗著，除《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增订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都已问世。李德辉在前书后记中说：“本书编校的完成，标志着陶敏先生学术遗产清理工作的全部完成。”“尽管编校累一点，但我在所不辞，心甘情愿。”“可以对得起陶先生亲友了，陶先生泉下有知，亦当含笑。”20年前，陶敏推荐德辉到复旦跟我读博士，现在他以这一方式回报老师的关爱，我为有德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陶敏经历坎坷，45岁方进入专业领域，初任教于湘潭师院，并校后称湖南科技大学，既非中心城市，学校藏书也有欠乏，他硬是以惊人的毅力与超人的感悟，以存世唐代基本文献为主要依凭，完成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跻身国内一流学者而无惭色。这里无法作全面评述与介绍，仅举他在《全唐诗人名综考》中，对宋本白居易诗的校订，与他没有见到的日本存古本相印证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喜与杨六侍御同宿》，陶谓杨六为杨汝士，作侍郎为是，今知《千载佳句》及藤原基俊古笔正作侍郎；《旱热》注：“时杨、李二相各贬潮、韶。”陶谓杨、李二相指杨嗣复、李珏，会昌初贬潮、昭二州，“韶”字误，金泽本白集“韶”正作“昭”；《春来频与李二宾客郊外同游因赠长句》，陶谓李二宾客为李二十宾客之误，为李绅，藤原基俊笔“二”正作“廿”，恰可据改，今人或谓“李”上疑夺“刘”字，则属误校。类似的例子很多，我还记得他曾考某诗内容与诗题人名不合，认为诗是赠给该人之下一代者，我近见宋元《镇江志》引《润州类稿》此诗题下有“之子”二字，圆满解决了他的怀疑。当然，古籍校改中的考证推定并非皆可以作结论，如白居易《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一诗，陶谓刘十九、崔二十四皆称行第，张大夫之“夫”字疑为衍文，推测当作“张大”，日本大江维时《千载佳句》卷上《人事部·招客》引此诗，“大夫”作“十八”，知此处确有疑问，但推测与书证稍有差距。前人说古籍宜慎改，原因在此。举例虽皆细节，但集腋成裘，于一代文献建设关系巨大。

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著作是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我与陶敏教授自1986年起通信交往，前后历28个年头，因治学兴趣相近，常有相知难得之感，他读书之慎密精微，更让我常有瞠乎其后之感。他生前已出版专著16种，身后还有上述诸书留给学林，足为当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