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带给大家的是唐太宗的君舟民水为何能被后世统治者接受，开始本文的阅读吧！《贞观政要君道》开篇记载：唐太宗语于大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政体》又载：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唐太宗深知民众在君主政体中与统治者天然的对立地位，所以一再强调：“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并且说过“亡隋之辙，殷鉴不远”，常常用“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引以为戒。

这些史实真实的表现了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统治集团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些没有合法政治权力的民众在君主政体中的巨大作用，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我们认为，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特殊的政治参与方式——暴力对抗。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权力（皇权）高于一切，支配一切，在制度上和体制上都没有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独立的机构和组织，在权力不平衡的政治氛围中，唯有强权才可以推翻强权。全民暴动的打击力往往具有毁灭性，尤其是在王朝末年，这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民众力量的社会作用，积极寻求政策来安抚百姓。

隋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再一次显示了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朝代更替中的重大作用。隋朝虽短，但既富且强，极盛一时，政权体系内部基本没有威胁王权的棘手难题，农民起义的浪潮很快颠覆了这个强大的朝代，出于对隋亡教训的反思和唐初政治现实的需要，贞观统治集团不得不深入考虑君主政治的安危点—对民的态度和政策。由于民众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加上君主政治的暴虐，暴动和起义就成为社会底层民众施加政治压力的有效手段和表达其利益要求的重要形式，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君主政治的自我改造并且推动了王朝更替。贞观统治集团深知民是治乱之本源，肯定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实际上是承认了君权的非绝对性和非永恒性。

因此，众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着力论说着“君舟民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政治论断，无非是要缓和君民关系，论证君与民之间主与仆、统治与被统治的合理性。这些思想是因着统治经验的积累进而转化成的理论形态，它从来不考虑民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政策和措施问题，它看到了人心向背在王朝盛衰中的作用，但无意摒弃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关系，而且试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使二者达到平衡，进而促进君民关系的和谐。它否定个别君主的暴虐专制，但是更多的是论证此种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合理存在，虽然它包含有制约君权的思想因素，但是又没有提出比提高君主道德修养更为有效和可行的制度措施来实现这种约束。

重民，民是君生存和发展之基贞观二年，唐太宗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同年，蝗虫为害，唐太宗说：“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遂即把捉到的几只蝗虫生吞了。农业是中国古代乃至现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家庭生产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农民土地的丧失使得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源泉日益枯竭，大量的流民浪潮也时常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贞观君臣深知力役征发过滥对于小农经济的致命性破坏，更是引起民众暴力参政的导火线，因此常以“自食其肉，肉尽必死”聊以自戒，唐太宗对此也有过形象的比喻：“马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唐朝初年，“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劳敝，徐惠妃上书，呼吁唐太宗“守初保末”，勿善始而难终，指出“地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建议唐太宗减轻繁重的劳役，还提出“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要唐太宗自勉。唐太宗认为她说得对，特加厚赐。

虽然这一时期的具体政策较之以往时代并不新鲜，无非是去骄奢、轻赋役，用民以时、取民有度，但是法律对正役和加役规定了明确的时限，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力役折庸，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进步。一般说来，在封建政治体系中，庶民基本上没有合法的主动的参与政治的权力和能力，他们充当着政治服从者的角色，统治者能够获得的臣民的政治支持的力度也相对较小，民众的政治地位和实际处境决定了他们是天然的政治反对派，而传统的政治体制也不能导致全民的、持续的、积极的政治参与。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任何官僚制国家的统治者都需要通过各种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实现其权力，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皇帝进行基本的政治活动，货币和人力资源对其来说也是当然的和必要的，但是，这些活动的范围是相对狭窄的，因为有助于实现政治目标的文化取向必然强调地方群体和家庭群体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的政治服从。读完本文，各位对于唐太宗的思想持何种态度呢，欢迎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