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与诗歌具有天然的媒合性，诗因乐而使内在的情感更具感染性和节奏感，乐因诗而使情感的指向性更为明确与具体。

职是，上古三代以降，诗多合乐可歌，春秋时期，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为重拾人心，删诗制乐，以求风人之旨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将诗教与乐教融合的典型。

清肆雅堂刊本《诗经》

以诗乐传布人口，期以规化民心。战国乱世，金戈杀伐之音掩盖了“琴瑟友之”的诗乐之声。暴秦无文，无可具述。迭至西汉，朝廷汲取嬴秦惨败的教训，倡导仁孝，重拾人文，强调礼乐，遂立乐府，仿姬周旧制，遍采四方风诗，以观民声，考律政之得失。

随时推衍，乐府终由庙堂音乐机构而成为一代诗歌之范式。魏晋以降，唐宋之间，乐府广受文士推崇，乐府诗歌创作洵为一代文学之表率。

鉴于乐府创作在古代诗歌系谱中的重要位置，故评校笺注之著历代有之，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乐府诗研究亦涌现出一大批成果，典型者如萧涤非、罗根泽等，多示后人以轨辙。

二十一世纪以来，乐府诗研究持续为学界所重，其中研治成果丰硕者，王辉斌教授无疑堪为代表。

王辉斌教授

王辉斌先生究治乐府诗，就其成果的梳理而言，不难发现其对乐府诗的研究，有着一股持之以恒的热情。王辉斌教授研究乐府诗四十余年，硕果丰厚，他曾将自己的学术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李白乐府译评》（稿本，未出版）的修改与整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陆续发表了十多篇关于乐府诗研究的论文；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为第三阶段，其主要成果为：2011年在黄山书社出版了四十余万字的《唐后乐府诗史》；嗣后，黄山书社又于2012年出版了其《商周逸诗辑考》一书，该书是专门搜集、整理、考订“前乐府”的著作。

在此书中，作者以确凿的材料证实，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商周时期，已存在数量可观的乐府诗，结论颇能一新耳目。

《中国乐府诗批评史》

2017年，王辉斌教授又于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乐府诗批评史》。2018年，他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乐府诗通论》。

王辉斌教授曾在《敢为人先的探索——我与乐府诗研究》这篇具有总结性和回忆性特点的治学自述文章中提及，乐府诗是他研究古代文学的起始点。

循由以上著作的轨迹不难看出，王辉斌先生近十年来对于乐府诗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极其旺盛的学术热情，成果既有断代，又有打通，既有具体而微的体式研究，也有理论的升华和总结，全面而又独特。

其新近出版的这本《乐府诗通论》，就是他在乐府诗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书中渗透着他对乐府诗之流变、分期、演变、批评等方面的多重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标举着乐府诗歌研究的最新进境。、

以下，仅就笔者阅读《乐府诗通论》后的若干想法，以与学林诸君交流分享。

《乐府诗通论》，王辉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质实而言，以往的乐府诗研究，多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研究重心，唐后乐府诗研究由于无搜集整理完善的“总集”，因而研究难度大，故几乎无人问津。

王辉斌教授近十年来的乐府诗研究，首先则是迎难而上，对唐代以后的宋、辽、金、元、明、清近千年的乐府诗着眼于“史”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形成《唐后乐府诗史》这一成果。

这是他研究乐府诗的第一部专门之作，也是学界目前仅有的一部研究唐后乐府诗的志书。之后，王辉斌教授则向乐府诗的源头推进，对夏、商、周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多方位、多维度的考察，向“前乐府”领域扩展延伸。

所谓“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经过深入的探源考索，作者较为细统地论证了“汉魏”并非乐府诗的源头，认为秦及其前已有乐府诗流传，这一成果主要体现在《商周逸诗辑考》与《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前两章。

《商周逸诗辑考》

《商周逸诗辑考》是一部由作者十五年之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专书，共从一百四十余种文史子集中辑录了六百余首逸诗，其中约一百七十首属于乐府诗。

由此，王辉斌教授基本厘清了乐府诗的发展脉络与轨迹：乐府诗是由“前乐府”（前1562—前125年）、“汉唐乐府”（前124—959年）、“唐后乐府”（960—1911年）三部分所组成，乐府诗的源头并非汉武帝“乃立乐府”。

2011年，王辉斌教授因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获准立项而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乐府诗批评史，首次立足于“批评史”的角度，打通夏、商、周至清末民初的乐府诗，进行了系统详实的论析。

从研撰内容言，《中国乐府诗批评史》为“纵向”研究，由“前乐府批评”、“汉唐乐府批评”、“唐后乐府批评”衔接而成，而新近出版的这本《乐府诗通论》则为“横向”研究，经纬交错，互为关联，构成了对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乐府诗的多维度立体考察与多元透视。

王辉斌教授

从内容来看，作为“横向”研究之专书，《乐府诗通论》的“通”，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历代乐府诗六个方面的梳理与研究，即：“乐府源流论”、“乐府分期论”、“乐府演变论”、“乐府专书论”、“乐府批评论”和“乐府研究论”。

其中，“乐府源流论”着重梳理了乐府与上古音乐的关系、乐府起源在唐宋的论争和乐府与歌诗之间的关系。

本书所论乐府之“源”，由于是建立在作者已对“前乐府”之存在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之上，故能正本清源：在上古时期，“乐”因“音”而发生，渐次与歌、谣、舞、辞相结合，乃孕育“前乐府”。

对于“流”的探讨，作者主要着力于两方面进行，一是乐府诗始于何时，二是乐府诗与歌诗之关系。

“乐府分期论”则采用“全景式”的描述方法，首次将“前乐府”、汉唐乐府、唐后乐府这三部分乐府诗进行“打通关”的研究，从而使得三千余年的乐府诗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更具有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

《古乐府》

“乐府演变论”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乐府诗的演变发展：一是管窥从汉代乐府到明清拟乐府的变化之况；二是勾勒由中唐而清代新乐府的兴盛与消歇；三是探讨乐府诗题由正格到变格的种种情况。

“乐府专书论”的研究对象是历代乐府诗总集或选集，本书选取的是扬雄《琴清英》、《文苑英华》中的乐府与歌行，以及清人宗泽元《四家咏史乐府》。

就这三部专书的内容而言，其分属于“前乐府”专书、汉唐乐府专书与唐后乐府专书。通过对这三部专书的论析，进一步把握了时期乐府诗的发展与变化。

“乐府批评论”则首次对历代乐府诗批评进行了总结和归纳，首先分述了乐府诗批评的三大主要风潮，其次探析了乐府解题与本事、本题、本文和本义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乐府专书艺术论的欠缺及其原因。

《乐府诗集》

在“乐府研究论”中，作者又对近百年来前辈学人研究乐府诗的一些专门之作予以研究，开拓者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后来者如罗根泽、王易、萧涤非、闻一多和王运熙等，各论其得失。

整体而言，《乐府诗通论》格局开阖大气，材料富赡详实，旁征博引，多有卓见，是王辉斌教授一贯治学风格与学术个性的又一次大展现。通观全书，其学术特色在如下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十年沉潜，全景“通关”。本书延续了王辉斌教授一直以来的“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学术意识，即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朝代、某一时期，而是对乐府诗发展有着整体地、系统地把握。

在“乐府分期论”中，三千余年的乐府诗发展史被分为三期，即“前乐府”时期、汉唐乐府时期、唐后乐府时期，反映了王辉斌教授研治乐府诗的乐府史观和治学体系。

《拟汉乐府》

就“前乐府”时期言，王辉斌教授依次论述了初期（夏商及之前）乐府诗发生、发展之概貌，中期（周）乐府诗繁荣盛昌之境况，晚期（战国末至西汉初）创作集中于秦汉交替的阶段性发展特点。

其中，中期的“前乐府”由贵族阶层和普通民众两大作者群体互为关联，作品众多，为一时之盛。

汉唐乐府是东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者勤力耕耘之沃土，王辉斌教授在这一部分梳理了汉魏乐府与民歌乐府、晋郊庙与舞歌乐府、南北朝的乐府新趋势、隋唐之旧题乐府和唐代新乐府创作，可见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内容丰富，风格各异，成就斐然。

至唐后乐府，历宋、辽、金、元、明、清，凡九百五十年，所涉题材之广泛、作品数量之丰硕，均较前两期更盛。

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作者分别列举了宋辽金乐府创作、蒙元之新变古乐府、明代新兴拟乐府与竹枝类乐府和清代的咏史乐府、宫词乐府、竹枝类乐府三大高标。

通过这样的纵向梳理和“全景式”描述，使得乐府诗的发展历史跃然眼前，行文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视野宏阔。

《唐后乐府诗史》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个鲜明特点，即王辉斌教授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做自我重复，而是自我超越。所以，本书凡关涉到作者乐府诗研究的已有成果时，总是寥寥数语点到即止，并不展开篇幅，而是尽可能使用新的材料，思考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如本书第四章“乐府专书论”中，所选三部专书，既代表了三个时期的乐府诗之况，又避免了与《中国乐府诗批评史》各个章节所论之“专书”相重。

“乐府专书”所指有三：一是专门记载或介绍乐事、乐人、乐制、乐曲、乐器等内容的著作，如智匠《古今乐录》；二是具有乐府诗总集或选集特点的著作，如郭茂倩《乐府诗集》；三是对乐府诗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如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其中数量最多、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第二类，因为这类著作既有具体乐府诗作品，又有选编者的题解与笺释，极便于读者对乐府诗的认识和把握。

《乐府补亡》

现所存见的这类著作，大约有四十多种，大部分在王辉斌教授2017年出版的《中国乐府诗批评史》中已经有所论及，故本书刻意避开，选取的三部专书既无重复，又足以代表三个阶段的乐府诗批评，可一窥作者在写作布局时的匠心所在。

其次，学养深厚，新见独卓。王辉斌教授治学勤勉，敢为人先，学术成果多有鲜明的原创特色，这在本书体现的尤为明显。

王辉斌教授于1994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别具匠心：唐诗的制题艺术》一文，首次于乐府诗的诗题提出了“正格”与“非正格”（即“变格”）之说，认为“变格”是唐人艺术创造力在制题方面的一种具体反映。

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中，王辉斌教授对乐府题的正格和变格进行了更加全面且不失新颖的阐发。

乐府正格诗题是指乐府诗中早期的、具有本真特点而又不曾变化的诗题，如李白《行路难》、《将进酒》等；而变格或者说非正格诗题，则指的是诗人在正格基础上对乐府诗题所进行的革新与变化，如骆宾王《行军军中行路难》、王昌龄《变行路难》等，尽管诗题有变，但仍属于乐府旧题范畴，与乐府新题无涉。

王辉斌教授

王辉斌教授考察汉唐乐府题的正格与变格时发现，一般而言，乐府诗的正格诗题属于该诗题最早的曲名，如《履霜操》、《九招》等，就都是上古时期的一此曲名，亦为辞名，后来曲亡辞存，曲名成为了辞名，也即正格的乐府诗题。

为了更为准确地对此进行认识，作者又以《乐府诗集》卷十八之“相和歌辞”诗题为例进行分析，认为三字题为其大端，是汉唐乐府诗题的最主要样式，不仅简洁明了，还多有“行”、“吟”、“怨”等字样，带有较强的音乐色彩，这类诗题大部分属于正格范畴。

由这种正格诗题产生了两种制题形式，一是“系列组合式”，指作为诗题前身的曲调名具有相近的音乐特点，而待曲亡辞存后，即构成了内容上具有“系列”特点的诗题，如《王明君》《王昭君》《明君词》《明君歌》四题；二是“前后相续式”，指三字题在发展过程中，先后被扩充为五字题、六字题等，如《东门行》之于《西门行》《却东西门行》《顺东西门行》等。

《汉代乐府笺注》

王辉斌教授把乐府诗题正格与变格的乐府学意义总结为：其一，保存了诗与乐府的原生态关系；其二，拓展了乐府旧题的制题疆域；其三，助推了乐府诗的发展与繁荣。正格与变格的讨论丰富了乐府诗诗题的研究景观，不乏新意。

又如第六章“乐府研究论”举前辈学人名家之研究成果，品鉴得失，多能中的。梁启超与胡适同为民国大家，对乐府诗之研究各有偏重，梁启超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而为，重视去伪存真，胡适则以“白话文学”为标的，品评名家，只眼独具，王辉斌教授对梁、胡乐府诗研究之评价既精准而又公允。

再如对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王易及其《乐府通论》和萧涤非的乐府文学研究，王辉斌教授详析各自内容及特色，褒扬优点，亦不回避问题，有助于读者了解与把握这些著述的相关情况，从而对乐府诗研究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

再次，考辨精审，述论谨严。在探讨乐府起源时，本书以唐宋人对“乐府始于汉魏”之论争为切入点，进行了详实可靠的梳理和考论。

《新书》

在现存材料中，最早提出“乐府”一词者，为贾谊《新书》卷四《匈奴》：“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其后，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予以了专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表明汉武帝刘彻即位，对于礼乐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唐初颜师古于此处有注云：“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后人多继承此说，以为乐府始于西汉。

对此，王辉斌教授首先指出，《汉书》此处之“乃”，与《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之“乃令张仪佯去秦”的用法一样，是副词，为“于是”之意。

继之，则据《汉书》所载，认为秦朝已有“太乐”与“乐府”机关，并非西汉才“乃立”。颜师古之说虽然并不可靠，但其于后世却影响甚大如唐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中唐诗人刘猛等，即均继承此说。不过在唐代，卢照邻、元稹、皮日休等诗人则认为乐府起源于上古时期，并非汉魏。

《乐府诗集》

至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收录夏、商、周甚至更前的“琴曲歌辞”二十题二十九首，表明其也认同在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已有乐府诗存在，这种乐府起源于上古的研究，在乐府诗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王辉斌教授详实地对唐宋涉及乐府诗起源的诸家认识进行了整理归纳，并发现唐宋时期的这些论争归根到底是关于乐府诗的定义问题，乐府诗的关键无疑是“音乐”，但并非全为“乐府”这一机构所配，“前乐府”作者自行配乐的作品也属于可“配乐而歌”的乐府诗，进而论述分析了乐府与歌诗之间的关系，界定比较，明晰流变。

由此，“乐府诗”的定义与起源时间等长久以来有所争议的问题，在《乐府诗通论》一书中则有了较为严谨的结论。

《法言》

王辉斌教授考论双擅，在其诸多著作中多有体现。以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为例，作者以扬雄《琴清英》的乐府诗价值为旨归，精心考证了《琴清英》的流传与辑佚情况，纠正郑文笺注之《扬雄文集》将《琴清英》作为一篇文章而非一卷著作之误，厘清《琴清英》今存之五条文本，并作校勘与笺注。

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商周时期的乐府批评主要为“整理类批评”和“选择类批评”，前者以《国语·鲁语下》所载的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为典型，后者以“孔子删诗”说为显例。

而扬雄《琴清英》则不同，是对“前乐府”中的“琴类乐府”所进行的“解题类批评”，重点则是对其“本事”所进行的批评。

王教授认为，《琴清英》的乐府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前乐府”的高度重视；开乐府诗“解题类批评”之先河；对后世乐府诗批评影响明显。通过考论结合的方式，《琴清英》这部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批评类专书，首次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更为准确的定位。

《王辉斌学记》

概而言之，王辉斌教授的乐府诗研究，在第三阶段（2008—2018年）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实绩与成就，这与他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地勤勉读书、敏锐思考、笔耕不辍是分不开的。这些丰富的原创性成果和不断提出的新的学术见解，都表明王辉斌教授面壁精进的决心与毅力，学林诸友或可共勉。

《乐府诗通论》作为王辉斌教授潜心于乐府研究数十载后精心研撰的一部力作，既博且精，厚积薄发，当之无愧为乐府诗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