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元代经学。先看国子学领域。许衡学宗赵复，担任国子祭酒期间，确立了先《四书》后《五经》的基本教育模式，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从元世祖统治晚期开始，国子监教学内容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譬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程拒夫曾向朝廷建议：“吴澄不愿仕，而所定《易》、《诗》、《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得圣贤之指，可以教国子，传之天下。”(《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四《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这其实是一个信号，即要在国子监教育中加重《五经》的分量。

成宗时，袁桶上《国学议》，认为当采唐制，“《五经》各立博士，稗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义”，其意亦在进《五经》而退《四书》。这一情形至仁宗皇庆二年恢复科举后得以改观，许衡先《四书》后《五经》的教育方针重又成为国子监教学的指导。

再来看乡学、书院领域，这可以程端礼(1271-1345)所撰《读书分年日程》为观照对象，理由是此书“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元史韩性传》附)。程氏将青少年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有着不同内容：一、“八岁未入学之前”，学习内容为：“读《性理字训》。”

二、“自八岁入学之后”，学习内容为“读《小学书》正文，……《小学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次读《易》正文，……次读《书》正文，次读《诗》正文，次读《仪礼》并《礼记》正文，次读《周礼》正文，次读《春秋》经并《三传》正文。

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三、“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自此依朱子法读《四书》注，或十五岁前用工失时失序者，比从此起，便读《大学章句》、《或问》，仍兼补《小学书》。”

很明显，就学习内容来讲，朱子的《小学》、《四书》尤其是《四书》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传注，这与元代科举对《四书》的规定正相吻之。经筵进讲与元代经学。忽必烈在位期间，经筵进讲较为频繁，中统四年(1264)，曾命徐世隆进读《尚书》;至元三年(1266)，曾命群臣选书以进，商挺等乃纂《五经要语》二十八类献上。至元中后期，尽管忽必烈对待汉儒颇怀疑忌，但经筵进讲仍未废绝，《元史焦养直传》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焦养直“入侍帷帽，陈说古先帝王政治。帝听之，每忘倦”。

继世祖之后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前曾从真定名儒董文用学习经书，有一定的儒学素养。他在位前期屡开经筵，曾召张文谦、焦养直等人进讲经史。而曾经受南宋皇帝青睐的《大学衍义》，也逐渐走进蒙古帝王的经筵之中，成宗便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至于后继的武宗海山，因长期抚军漠北，对汉文化较为隔膜，不过他曾对《孝经》表示过推崇。元仁宗自幼生活在汉地，早年师事汉中名儒李孟，受儒家思想浸染较深，任皇太子时即对《大学衍义》表示了强烈好感，即位后，经筵进讲亦有《大学衍义》，并曾令人将其全本译为蒙文。此后，《大学衍义》即成为元代经筵进讲的一部主要教材，比如英宗、泰定帝时，都曾以《大学衍义》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