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1912年）在旧桂系首领广西都督陆荣廷默许下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这次迁省之争中相持不下的双方，既有桂、邕两地地方实力派介入，还有同盟会与立宪派新旧势力间角逐。

桂林是广西传统政治中心，也是守旧派势力的巢穴，因而新派议员提倡迁省南宁，是“以摆脱旧政治势力的影响”。旧桂系陆荣廷是南宁武鸣人，作为当时广西的最高统治者，其决策摇摆对迁省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乡土情怀自然有其影响。二、“改土归流”后，桂林作为省会的战略意义已不明显

清代广西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先前“视同化外”的土司地区多已改派由中央任免的流官管辖，且汉族移民大批迁入土司地区，既开发了地方经济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地方民族主义势力被削弱。

清代广西近一半土司地区被改流，改流前“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余员”，改流后留有“土州二十有六，土县四，长官司三”;特别经康、雍、乾三朝改土归流后广西土司势力已一蹶不振。

清末南宁也不再如先前深入“蛮疆”，其周边民族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少数民族叛乱已不再是其建立省会的威胁。而省会桂林也已渐失其抵御“瑶壮之祸”的军事职能。

相比西南边防任务日益繁重，桂林作为省会的战略意义已不明显。三、中法战争后，南宁战略地位提升

1885年中法战争后，邻国越南完全落入法国控制之下，西南门户大开，边疆危机加剧，与越南接壤的边省广西面临法国侵略日甚一日。

战后法国以法属印度支那为侵略我国西南地区前哨基地，积极拓展其势力范围。面对日益加重的西南边防压力，桂林战略地位削弱和南宁战略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

桂林虽近中原，但距桂西南边疆甚远，而当时中法两国有争议的热点地区如龙州、镇南关、钦州就在那里，假如法人犯边，光太平府就“东北距省治千二百八十里”，而其下辖龙州厅还在“府西百八十里”;故从桂林调集军队、物资支援前线耗时耗力甚巨，而南宁则可利用便利的西江航运溯邕江、左江而上至边关以减少途中损耗。

民国初建，边患并未因国内政权更替有所减轻，边防依然繁重，当时广西陆军有两个主力师中以谭浩明为师长第二师就常驻龙州，足见边防力量之雄厚。

所以省会迁到南宁即可运用区域行政中心的地缘优势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西南边疆，巩固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