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说了，陶渊明成功地让当时的人们相信，他就是五柳先生。而后来的传记作者又进一步把这变成了一个筛选机制，据此筛选了跟他有关的故事，为他写了传记。后代的文人，又按照这个筛选机制修订了他的诗文。陶渊明的形象跟五柳先生的形象其实是在不断重合，直到完全合体。今天我们接着说《尘几录》，讲讲这个过程。

陶渊明是东晋人，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文字想要流传，就得靠抄写。相比印刷，抄写其实挺不靠谱的。首先，抄错就很难避免。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抄写者可能会擅自修改他在抄写的作品。这种事，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很难理解，但是在手抄本流行的时代其实很正常。抄书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字是之前的人抄错了，甚至有可能是觉得是原作者写得不好，随手就改了。所以说，在出版印刷普及之前的手抄本时代，作品的面目是特别模糊的。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发生各种变化。

到了宋代，印刷术开始普及的时候，有人打算整理出版陶渊明诗集，就发现陶诗的版本特别多、特别乱。但是想要出版，底本必须得是唯一的，而且固定的。这样，编校人员就得比较各个版本，选一个合适的确定下来，这就叫校勘。校勘可不只是查错别字，而是一个很难、很考验功底的技术活。今天，出版社在出版古籍的时候，都会组织专家团队来干这个活，因为你必须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选这个版本里的这个字。

但是，宋代陶渊明诗集校勘的标准跟今天可不太一样，它的校勘过程，今天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加工再创作。我们举一个例子来体会一下。陶渊明有一句诗，今天的版本是“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关上门，坐在屋里，房间很安静，你会觉得，这种安静把尘世的喧嚣都隔绝在外了。我想，你应该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周末的时候，一个人在家，手边一杯茶、一本书，不看朋友圈，也不想工作的事，就好好享受这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诗句里的“虚室”，就是安静的房间，虚是空虚的虚，室是室内的室。这个词，一下子就把你带到了诗的意境里。那如果把这个词换了，换成“对酒”呢？画风是不是一下子就变了？你想想，本来安静的房间，因为酒的出现，好像状态就变得微妙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要靠喝酒才能断掉种种杂念，杂念的力量是不是反而显得更强大了呢？这样，整句话，甚至整首诗的意境，也就都跟着改变了。

你应该感觉到了吧？古代编校者跟作品的关系，和我们现代人理解得很不一样。他们的身份介于读者和作者之间，尤其是当他们参与编校像诗歌这样的作品时，改动一个词，全篇意思可就都跟着变了。这些参与者的影响，就不容忽视了。对他们来说，其他各种版本的陶渊明就像杂草，不仅影响了诗歌内涵的稳定性，更影响了陶渊明形象的内在一致性。而人们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渴望稳定和一致，即使稳定和一致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所以，编校陶渊明的诗歌，实际上是给宋代的文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到陶诗的创作中。据作者统计，在宋代最初的陶诗版本中，这种需要校正的不同版本大约有740个。而到了宋末，流传比较广的一个版本就只有6处了。版本数量的减少，跟陶渊明形象的完善，几乎是同步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可以让你体会到通过编校再创作，影响有多大。这个例子我们在语文课上都学过。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里，一定要用“见”字，不能用“望”字。而且，这个“见”还是个通假字，虽然写成“看见”的“见”，但是一定要读成“出现”的“现”。这个问题，是苏轼第一个提出来的。苏轼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因为采菊，南山出现了。这是外界环境和主观意愿，意外地相会。南山的出现，是无心的、偶然的。这才是这句诗的妙处。他还不忘批评一下“望南山”，说其他那些版本用“望”字，整首诗都降了个档次。那些随便乱改大诗人原文的人，实在是可恶。

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讨论语文考试的答案，而是要试着理解一下，苏轼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个选择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它不只关系到对陶渊明的崇拜，也不只是文学上炼字的问题。我们说“春风又绿江南岸”里“绿”字用得好，这跟诗是谁写的没什么关系。但是“见”的选择，却跟陶渊明的人设大有关系。一字之别，差距不在诗文本身，而在于诗人的境界。只有陶渊明已经设定好的，五柳先生这样的理想人格，才有可能跟南山不期而遇。南山、诗人、诗句都浑然天成，不受世俗污染。

苏轼强烈地批评“望南山”，说明他知道“望南山”的版本才是常见的。但是，他说“见”才符合陶渊明本意，这个观点立刻就被广泛接受了。跟他同时代的文人、后代的文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选择，让它成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流传下去，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语文课本中，成了表达诗歌意境和诗人境界的一个绝妙的论据。

然而，这个绝妙的论据，今天看起来，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在苏轼提出来之前，根本不存在“见南山”的版本。没错，苏轼是有意为之的。而那些重复他观点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这种借校勘书籍的名义，表达某种自己的观点，在古代并不少见。这是古人不方便直接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聪明如苏轼，他发现了这是一个说明自己文学主张和生命哲学的好机会。他很清楚，“悠然见南山”这句话，如果从他自己口中说出来，论力度、论效果，都远远比不上借陶渊明、借五柳先生之口说出来。而且，一定要有一个错误的版本来对照。有对照才有差距，有差距，“见”字的意义才会如此丰富。

就这样，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依照陶渊明自己构建的理想人格为蓝本，逐步修正了他的诗文。陶渊明和五柳先生的形象彻底重合在一起了。从此，这个形象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一个历史中真实的人物，成了中国文化中诗意隐居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