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藏书家，之所以购书藏书，只是为了自学自娱，一般不愿意借书给别人，更不要说送书与人了，尤其是在印刷和造纸技术不发达、书籍是十分昂贵的物品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不过，历史上也有一些藏书家开明、宽厚、慷慨，或借书与人，或送书与人。

北宋藏书家宋敏求多方搜求，家藏书籍达到三万余卷。其所藏内容十分丰富，多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赐札（皇帝给臣下的书函），有自北宋初至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报状（古代抄发皇帝谕旨、臣僚奏议等政治信息的抄本，类似于现在的报纸），其所藏唐人诗集特为完备，为一般藏书家所不及。宋敏求不仅藏书数量多，而且质量精，退朝后常与子侄们一同校勘书籍，他的父亲曾云“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想必宋敏求善校勘，与父亲的影响关系密切。因为宋敏求藏书唯谨，或缮写别本，以备出入，所以时人论其所藏“最号精密”。

更为难得的是，宋敏求虽然热爱藏书，但不吝啬，乐于借书给他人。当时的一些名臣士大夫多与之交游，以求借阅。欧阳修就曾多次向他借书。历史学家刘恕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为了编好《资治通鉴》，他特地绕道亳州借阅图书，当时宋敏求正在亳州做官，宋敏求不但慷慨出借，而且热情好客，为其提供食宿。刘恕“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宋敏求居于京城春明坊时，士大夫中喜爱读书之人，多愿居住其侧，以方便借阅其藏书。就连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也来到春明坊，并在宋家毗邻之处租房定居，长期借阅他所藏的唐人诗集，“介甫（王安石的字）在馆阁时，僦居春明坊，与宋次道（宋敏求字次道）宅相邻，次道父祖以来藏书最多，介甫借唐人诗集，日阅之，过眼有会于心者必手录之，岁久，殆录遍，或取其本镂行于世，谓之《百家诗选》。”因为士大夫趋之若鹜，来春明坊买房、租房者太多，竟导致春明坊宋家周边房价大涨。

北宋还有一位叫李常的藏书家，他的慷慨更甚于宋敏求。李常是江西南康（今九江永修）人，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舅父。李常曾经在庐山白石庵中读书多年。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二十三岁的他考中进士，便将其九千多卷藏书捐献给白石庵，供爱书者阅读。庐山周边的人感激李常，于是便将其私人图书馆命名为“李氏山房”。苏东坡为此撰写了《李氏山房藏书记》，表示自己愿意在几年之内，读完该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充分利用这笔宝贵的文化资源来提升自己。

明代理学名臣丘濬，以《大学衍义补》闻名于世。丘濬出生在今海南，早年丧父，家中贫困，求学时窘于无书可读，多方打探借阅，“闻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计纳交之，卑辞下气，惟恐不当其意。有远涉至数百里，转浼至十数人，积久至三五年而后得者。甚至为人所厌薄，厉声色以相拒绝，亦甘受之，不敢怨怼，期于必得而后矣”，可见古人求书之难。正是因为丘濬深知寒士得书之苦，丁忧归乡后，他在琼山筑室藏书，“俾吾乡后生小子，苟有志于问学者，于此取资焉”。广东东莞举人尹守衡，与丘濬交游甚密，幸赖得阅其藏书，才得以完成自己的著作《明史窃》。

与丘濬同时代的一位藏书家，名曰杨循吉，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授礼部主事。他好读书，每得意则手舞足蹈，不能自禁，人称“癫主事”。他极喜藏书，闻某人家有异本，必购求缮写。杨循吉家中富裕，花巨款购书，藏书十余万卷，竟最终沦为赤贫。由于身体欠佳，他于弘治元年（1488年）辞官归隐，结庐于苏州西郊观音山下，名之为“雁荡村舍”，作专楼名为“卧读斋”，每天在书房中读书著述。他自称藏书“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杨循吉晚年，把耗尽家产和心血所收藏的书籍，分送给爱书的亲朋故旧，并写诗说：“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或许，他是看多了故家藏书多被不肖子孙变卖或供人为薪者，才想出了此办法。

上述藏书家的开明措施，对没有途径找到自己想读的书的士子学者，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文化的传承与光大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把所藏之书传布天下，泽及爱书与好学者，的确比私藏于家，或传给不肖子孙的境界高得多。书籍作为一种文化财富，应该让更多人分享，诚所谓：“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