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洲贵族们都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原来的“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1671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使用满语要求得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洲人等“只要是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族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现代人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之用。

因此，从乾隆中期开始，虽然大部分满族人都能说上几句满语，然而这种满语和那种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地道满语已经是两个味儿了。地道满语“语质而练”，而这种没有语言环境，完全为了功利目的而学的满语“语文而散”，已经失去了满语的真精神。满语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死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植物人。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一切。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如果老虎长出了羊的宽大臼齿，那么它就只能以草为食，并且用羊的方式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改用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么他的心理特质、气质和性格，都会随之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漪先生断然说“舍弃母语就等于亡国”。

因此，清朝的衰落恰恰萌芽于在满语被彻底弃用的乾隆中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乾隆的继承人嘉庆皇帝是汉语环境里长大的第一位满族帝王。他出生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是满语从满族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退出的时期。在他的周围，不但太监乳母都说一口京片子，连那些教他武功骑射的谙达们也说不了几句完整的满语。虽然在皇帝的严格要求下，他也会说“文而散”的满语，但已经不能用满语进行思维。因此，汉语自然而然就成了入关后第五位皇帝的母语。

不过，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发展、恶化，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只等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已经遗落了民族精神，嘉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的声调之高却一点也不亚于祖先。皇帝曾传谕全体官员：“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只不过，这个完全汉化了的皇帝已不能理解祖先们强调“国语骑射”的深远用意，他仅仅把这一要求当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

虽然整个满族已经放弃使用满语，嘉庆依然遵循祖制，坚持要求满族大臣们奏事之时，用汉语和满语各写一份奏折。虽然他也知道满语的那一份通常都是对汉语的生硬、错误百出的翻译，因此也从来不读，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一直严格地坚持着。

骑射传统也认真地坚持着。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传统，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对于这条沿袭已久的祖制家法，嘉庆帝当然要亦步亦趋，他说：“顺时行围，典不可废。”虽然对打猎没有什么兴趣，嘉庆皇帝却还是严格遵循先祖留下的成式，每年都进围场。不过在祖先们是享受的行猎，在他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个守成皇帝打猎的路线及时间经严格规定，每年都绝不变化，也从不会因某处景致诱人而多停留一会儿。

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们的生机勃勃的野性。在满族皇帝中，嘉庆皇帝第一个出现了精神颓唐、意志衰退的现象。祖先们的政治文告中充满了自信、果断、坚强，而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大臣们却经常听到他的叹息，甚至还有哭声。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二十几年帝王生涯，对这个懦弱的人来说，简直如同受了二十几年的罪。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摘自：《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全新修订彩图版）张宏杰/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图书信息

书 名：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全新修订彩图版）

作 者：张宏杰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 号：978-7-229-13562-1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定 价：39.80元

★ 重庆出版集团年度重点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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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千年悖论》张宏杰出版的第一本书。本书为《千年悖论》全新修订版，其中收录了作者写作初期大部分优秀的 “历史文化散文”作品，及其早年关于历史写作的两篇采访，并配以精美插图。

书中，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叙写了曾被历史和他人书写、评介过多次的诸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等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中国的科举制度、残忍的酷刑、满族的汉化、隐士的真相等史实，探究了特定时期的人性，给人以新鲜的阅读体验和发人深省的思索。

对于历史人物的叙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张宏杰自有一套独特的感觉结构。他以冷静细致的笔法，入木三分的刻画，像写自己身边极熟悉的朋友一样，书写了时代裂变下的各色人物的起伏人生，探索了历史剧场里的人性浮沉，引人深思的同时，也让人对他们多了一份理解和悲悯。

作者简介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