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扬州警营作家李后生赠予的与夫人姜雨花合著的历史小说《史可法演义》，见书中提及史可法的《绝命书》：“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报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去罢。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史可法亲笔绝命书，后为清侍郎彭元瑞所得，连同史氏遗像呈清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赞其忠烈，追谥为忠王，亲题“褒慰忠魂”四字，并撰挽诗一首，复命大学士于敏中等14人咏和诗，制成手卷。史可法手书《绝命书》的时间是1645年，距今已有365年了，几经战火，这份珍贵的文物大约早已不在人世了。

笔者查阅史料时，发现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出版的第16期上海《古今》杂志上刊出了周佛海的《走火记》详细记叙了其官邸失火的经过。周佛海称：“一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十分，屋顶上不晓得什么原因，忽然发起火来，当时风力又特别大，不到半小时，三楼和二楼就烧得精光。”火灾后，周佛海声称他最伤心的是包括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在内的百余书画文物化为灰烬。

然而，史可法《绝命书》手卷是如何落到周佛海的手中呢？

1983年10月24日的上海《新民晚报》有署“景止”者，称史可法《绝命书》手卷曾为他家所藏，系其父在抗战时期于常州厚余镇的一家小字画店所觅。据“景止”回忆，其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发现后狂喜不已，表面不动声色，按老板要价买下，随后经专家鉴定为真迹，此事沸沸扬扬传了出去，一位家住常州的汪伪和平军少将师长岳泰闻讯后，特地赶到厚余，强求一睹墨宝，并说要拿回去鉴赏。教员无奈，只好点头，可从此黄鹤一去杳无影。后来，听说岳师长将史可法的手卷送给了周佛海。

几乎就在“景止”公开这段尘封多年的周佛海巧取豪夺史可法手卷秘密的同时，《参考消息》引用了外电刊出的报道——“史可法绝命书”在美国旧金山出现，现为一梁姓华侨收藏。最近经旅美著名教授、古物鉴定家陈世枋博士考证确为真迹，据说辗转美国前，曾一度流落香港。

如果史可法《绝命书》手卷仍存世，那么当年周佛海官邸失火，以致手卷被焚，又如何解释呢？

1989年12月《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刊文《西流湾8号——周公馆失火之谜》，认定周佛海的《走火记》是自编自演的苦肉计。因为周佛海当初与重庆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私下同意的，但是周佛海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的特务系统内另搞一套，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时，互有摩擦，也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8号的地下电台被日本特高课侦察出来，为消除祸根，周佛海自己放了一把火，让其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

官邸失火，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又是如何逃出这一劫呢？笔者以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周佛海于放火前自己已偷偷转移，另一个可能是有人乘乱盗走。否则，大洋彼岸不可能重现史可法的手卷。

至此，这段公案已尘埃落定。不料，外电的报道却似一石激起千层浪。 国内外多处曝出发现史可法《绝命书》手卷真迹的消息。比如安徽界首展出了史可法手卷的藏品，收藏者为一袁姓男士，袁称其祖父于抗战时期，花了数百银元在京广线上的漯河火车站购买。济南的收藏家蒙山人声称他在北京逛琉璃厂时，用高价购得史可法手卷，雕塑大师刘开渠过目：“难得，难得。”中国书画社社长、中央美院高冠华教授、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画家孙瑛等都先后在这幅长卷上题诗赞颂。苏州瑞雅轩文化有限公司曾致电扬州史可法纪念馆，称日本伊豆高原艺术馆馆长对中义典收藏有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影印件赴北京请著名文物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进行鉴定，“基本确定是真迹。”

更令人瞠目的是，四川乐山沙湾一不愿公开姓名的老人，称家中珍藏着祖上留下的史可法《绝命书》手卷。这位老人还自称是郭沫若的至亲，成都画院原院长田旭中（狂草堪称巴蜀第一人）、四川博物馆馆长魏学峰均鉴定为真迹。其理由是仅凭手卷的纸张考证，就是400多年前的，现在无法仿冒。

史可法《绝命书》手卷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孰真孰假，扑朔迷离，令人费解。看来，真正揭开谜底，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