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成长经历与洪秀全的略有相似。都是久不中举，便对中国的 文化产生了怀疑。于是都从外国找来寄托，其中洪秀全找到的是拜上帝教。而康有为则看的更远，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

洪秀全毕竟学历水平更低一点，他们选择的是用砸毁的形式去破坏孔孟的偶像。所以日后他的起义队伍，最大的缺憾便是，鲜少知识分子的加入。而康有为，则通过《伪经考》的著述，根本就是宣布全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秉承的经典都是不靠谱的。

二人都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人进行了挑衅。洪秀全的时候，社会尚且不完全开放，所以反击的力量更为激烈，当然农民起义本身就是武斗，一面说天父天兄上帝保佑往前冲吧，一边说礼义廉耻给我顶住。我们后来感叹，好在洪秀全失败了，不然男女分营，打个手枪还要汇报。

而康有为时期，中国确实在一败再败的过程中，此刻大家至少对自己的文化是崇拜不起来了，所以，附和者还是甚多的。尤其是年轻人，梁启超那样的少年天才也去拜服在这个康南海的门下。更别说谭嗣同那样的官二代。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康有为的一套，还是不看好的。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不看好，大家都有维新的冲动，愿意去接触，但是一接触，便发现了问题。这里要说并非困守传统一成不变，而所谓维新的人士倒是杀气腾腾，大有非我党人，大杀无赦之悍然。

所以这里面当然有权变的地方，比如张之洞就劝过康有为，不要再把《伪经考》这类东西拿出来，中国当时，更需要的凝聚人心，而不是做无用的 辩论。

康有为气盛，没有接受。日后想来，这也算康有为事业失败的一个。今日许多人，总以为自己把持着最正确的思想，有些连思想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道义。结果与人辩论，一语不和，便破口大骂。

从洪秀全留下来的诗篇看，他不中举也是必然，因为文笔实在不敢恭维。而康有为的文笔也存在问题，大致也可以解释这么有才具的人，何至于考几回都考不上，《异辞录》里说，康有为上皇帝万言书，也只有句把话叫人印象深刻。他和别人交流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句，什么小变如何大变如何不变如何之类。

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沟通方式存在极大的问题。孙中山曾经拜访他，他道，先递门生帖再说。

在见光绪的那天，荣禄曾经和他谈。清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录：“康以非变法不可对。荣相曰：‘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忿然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却变矣。’荣相怒其狂悖，已有必杀之心，即其请训出京时，暗请太后留神，敦请太后训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祸萌也。”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人，这在当时十分分明，荣禄的询问无论虚应还是真诚，康有为以“杀人”相对，很难说不是挑衅，或者至少会容易被对方如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