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修长城的时期最重要的就是战国时期的秦赵燕三国，统一王朝只有秦朝、汉朝和明朝大规模修过长城，其它朝代基本上都没有大规模修长城的记录。金朝也曾经修过一些，以抵御正在崛起的蒙古，但并未留下来，也不是沿着传统的长城线来修的。

修长城最显著的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的秦赵燕三国，秦朝，汉朝和明朝。这几个时期之所以要修长城，原因也是很清楚的。秦赵燕三国是为了抵御正在崛起中的匈奴，秦朝和汉朝也都是为了防御匈奴，明朝则是为了防御和封锁蒙古南下。

匈奴和秦赵燕三国、秦朝和汉朝，都是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明朝和蒙古也基本上是完全对立的。匈奴与秦朝和汉朝是完全敌对状态，明朝修长城的时候，虽然蒙古各部都已经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但仍然会经常性乃至日常化的劫掠明朝边境地区的老百姓。

长城在军事上的作用，这些年一直有人质疑。这并不奇怪，到过长城的人都会发现，长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高大，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面前，实际上长城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明朝时期就多次出现过蒙古和后金拆毁长城，越过长城防线，突袭北京的情况。

那么长城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干什么呢？有两个方面。

虽然在几万人以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面前，长城不是不可逾越的，但是对只有几十几百人规模的入侵来说，长城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中原地区来说，大规模的入侵其实并不可怕，是可以打的，中原农耕王朝最无奈的是边境地区的日常化的抢掠。长城的存在，在军事上，主要也就是用来对付这种日常化的抢掠。

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和我们的想象不同，实际上是比较依赖与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流的，包括粮食、布匹、铁之类的物资，以及后来的瓷器、茶叶，都需要通过与中原地区的交易来获得。而游牧民族能够拿出来的交易物资，主要也就是马牛羊。

对中原王朝来说，这种交易是需要管制的，不能放任自流。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国家希望能够控制交易的规模，从而对游牧民族进行制约。所以，官方总是希望能杜绝日常化的老百姓的自发交易，而将交易控制在自己指定的榷场来进行，包括交易物资的种类，都要得到国家的许可。

也就是说，长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在于对这种物资交流的管制。在当时边境无法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国家要杜绝所有类似走私的自发的贸易，是比较困难的，而长城的存在，就可以迫使小规模的商队只能到指定的地点去交易，这样国家就掌握这种物资交易的主动权。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朝不需要修长城。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可以有效控制了蒙古各部，将东部蒙古各部按照女真当时的八旗制度进行编制和管理。而且，蒙古各部是清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时期，清朝可以调动蒙古各部的军队参加战争。在入关之后，蒙古的地位也是在汉人之上的，和满人基本上持平。

清朝在入关之后，定都北京，但仍然与蒙古各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蒙古王公也可以通过朝廷的赏赐得到大量的中原地区的物资，并不需要劫掠内地边境地区的汉人。而清朝也对蒙古地区进行保护，和东北一样，禁止汉人向蒙古地区移民垦荒，进行农业开发。

所以，清朝在传统的蒙古高原上并没有像匈奴之于秦汉、蒙古之于明朝那样的敌对势力，这是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优势所在。唯一对清朝构成过威胁的是在西蒙古地区崛起的准格尔，但真正威胁到内地的安全的，实际上也就是葛尔丹时期。

因为葛尔丹把整个蒙古变成了一个统一联盟，才直接威胁到了内地。而在康熙亲征之后，葛尔丹被打败，不久后准格尔主导下的部落联盟国家就解体了，准格尔主要在西蒙古地区活动，完全威胁不到内地的安全。而蒙古其他各部也都在清朝的控制之下，和满族一样坐享荣华富贵。这也就是《康熙帝国》里说的宝日龙梅的情况，东部蒙古是需要清朝的保护的。

此外，相对于蒙古骑兵来说，清朝的火炮是比较先进的，尤其是在防御作战中，作用非常明显。葛尔丹建立起来的蒙古部落联盟，实际上还是以传统的骑兵冲锋的打法为主，有利于运动战中的突然袭击，而不利于大规模的阵地战。传统上，游牧民族在面对已经摆好阵势的中原军队时，也是很难取得优势的。

而清军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是摆好了阵地，等着葛尔丹冲锋，所以很容易就击败了葛尔丹。但在随后清军主动出击时却没有大获全胜，就是因为在这种运动战中，作为进攻的一方，清军的火炮优势无法发挥出来，而准格尔骑兵的机动性很强，清军抓不到主力进行决战。

因此，清朝才完全用不着修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