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年间(618—626)，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徳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橫有调敛”。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

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岀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

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

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

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