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画像

唐朝的一代文宗韩愈曾经出任史官，当时有个刘秀才曾经给韩愈写了封信，在信中刘秀才劝韩愈要写点史书，对得起自己的职位，也不辜负自己的文笔。韩愈给刘秀才写了封回信，这就是《答刘秀才论史书》。

在回信之中，韩愈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修史书，他说道孔圣人修了《春秋》，结果“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国的太史，因为如实记录了崔杼弑其君，结果“兄弟几尽”。左丘明也曾经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最终导致失明，司马迁《史记》没有写完就被处以宫刑，班固也是在《汉书》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死于监狱之中。陈寿虽然没有被杀，结果一生抑郁不得志。其他，范晔和崔浩等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被杀……

司马迁画像

在罗列了众多前辈的遭遇之后，韩愈得出结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其实韩愈只是罗列到了唐代，在唐代之后不幸的历史学家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里，他也曾经反思自己何以至此，他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古到今的伟大作品都是作者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才得以完成的，他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孔子画像

韩愈和司马迁的区别就在于，韩愈认为是修史的行为在前，而遭遇不幸在后。司马迁搞反了。不知道司马迁是真的没有认识到呢？还是故意那么说，自我安慰一下呢？我估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韩非在被抓到秦国之前，《说难》、《孤愤》已经完成了，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吕不韦是在丞相任上完成了《吕氏春秋》的编撰，他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我慰藉罢了。

那么何以至此呢？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成为高风险行业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历史学家是干什么的。经常也有人问我，你们都学点儿什么呢？我们学历史的人，无非就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历史的人都在探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以及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或许会觉着纳闷，研究这些有什么危险呢？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人期望人们知道这些的。掌握历史的书写权，始终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奥威尔在《1984》中曾经写道：“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别的不说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吧？在秦始皇的焚书令里第一句就是关于历史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对于历史书的查禁是秦始皇焚书令的重点。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秦始皇要牢牢地控制历史的书写权。我们来设想一下，长平之战赵国的史书或许会这么写：万恶的秦军在长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长平惨案！已经放下兵器的四十万赵国人被秦军坑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历史将铭记秦人的罪恶……而秦国的史书呢？或许会是这样：战无不胜的秦军在长平又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秦军前进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赵国人在长平阻挡秦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了，四十万赵军成了赵王的殉葬品……

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秦始皇为什么一定要把查抄史书作为重中之重！在他看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我们这群学历史的人呢，偏偏不信这个邪！

学历史的人总是试图记住那些别人不想让人们记住的东西。有人曾经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学历史为国家、民族保留一份集体的记忆。总有人希望，这份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要记住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最好记住他们想让人们记住的，忘掉他们想让人们忘掉的。比如在大清朝，皇帝总想让人们记住乾隆爷的文治武功，总想让人们忘记他老人家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至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更是大清皇帝不想让人们记住的。皇帝想让人们记住的东西，历史学家未必能记得住，皇帝不想让人们记住的东西，历史学家偏偏记得很清楚！

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去探索历史的真相。有些事情，历史学家总不满足于官方的历史书写，对于探索实施的真相有一种天生的癖好！比如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搜刮财富。本来汉景帝给汉武帝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国库充盈，怎么会是这样呢？按照汉武帝的说法，这是因为要对外作战，为了能够彻底消灭匈奴人的威胁，大家不得不暂时忍耐一下，我们很快就要度过难关。而司马迁却发现导致国家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的穷奢极侈，他无休止的巡游、对于长生不老药的痴迷……所以当汉武帝看到司马迁所写的《今上本纪》，勃然大怒，“怒而削之”。再有，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南宋朝廷称他是“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而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却很容易就戳穿了赵构身上所传的“皇帝的新装”，把他的本来面目揭示给世人。再比如，曹魏的第四个皇帝曹髦之死，最初的官方记录就只有五个字：“高贵乡公卒。”历史学家偏偏不满足于这五个字的历史记录，非要刨根问底，最后搞清楚原来曹髦是因为不满于“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结果被司马昭的将领成济所杀。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历史学家还总试图掌握历史的审判权。据说孔子在修《春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审判，“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在孔子修了《春秋》以后，才出现了“乱臣贼子惧”的局面。后世的历史学家总是试图以当世孔子而自居，总试图掌握历史的审判权。而一般人也都期待着历史学家能够承担起历史审判的职能。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正在后宫打麻雀，玩得不亦乐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说有急事要求见皇帝。宋太祖接见了他以后，发现他所说的不过是一些日常事务，并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宋太祖非常恼怒，结果那个大臣反而振振有辞，他说道：“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总比陛下打麻雀的事情紧急。”宋太祖非常生气，拿起手中的权杖冲着这个大臣就戳了过去，一下子把人家的门牙都给打掉了两颗。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捡起自己的门牙，揣进怀里。宋太祖说道：“你还敢把门牙捡起来，难道你还想着到哪里去控告朕吗？”这个大臣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说完这话，也真把宋太祖给吓住了，不得不赏赐金帛假惺惺地慰问一番。人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可是没有谁见到哪个叫“人民”的人，历史学家总是试图站出来宣称，我在代表人民书写历史，我代表人民对你进行历史的审判。

历史学家还总是试图去教育别人。很多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去证明学历史是有用的，历史学的用处在于可以以史为鉴。他们总是试图引经据典，对当世帝王指手画脚，喋喋不休。可是，黑格尔老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他说：“历史上人们经常喜欢以历史的经验介绍给各国政府，各国君主和各国的政治家，但是历史表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从来没有一个君主，从来也没有一个政治家，真正地从历史中间汲取了什么。”据说，列宁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在旁边批上了四个字“聪明极了”！

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可恨之处！也是历史学家的危险之处！

韩愈虽然认识到了历史学家的危险性，拒绝了刘秀才的建议。但是，后来韩愈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修史的冲动，写出了一本《顺宗实录》。至于他晚年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后来仕途坎坷，不断被贬，与当初写了这本《顺宗实录》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