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瓷器及其断代﹐是近年来陶瓷研究者们热烈讨论和关注的一个课题。

随国内外学者对它的深入研究﹐从对文献史料的钩沉到御器厂的实地试掘﹔

从对散布在世界各博物馆拟为洪武瓷藏品的排比分析到元末明初瓷器断代的归纳总结﹐证明了洪武官窑瓷的确实存在﹐掌握了洪武断代的部份时代特征﹐取得了良好的研究结果。

1984年夏季﹐在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上﹐从挖掘机的铁铲下抢救性地捡拾出数千片青花和釉里红瓷残片。

在参与采集时注意观察了土质﹑地层迭压关系及伴随物﹐终于确认它们的时代就是明代洪武时期。这是继景德镇御窑厂试掘出不多的洪武瓷残片之后的一次意外发现﹐经过对这批残片的整理﹐发现其造型和纹饰均与现今散布在世界各地数量有限的洪武官窑器雷同。

（一）地理位置及沿革

北京第四中学位于明清时代紫禁城的西北﹐在皇城墙内的西北隅﹐经查阅元明清北京城地图﹐此处在元代为兴盛宫的后苑﹐无重要宫廷建筑﹔

明代为宫廷库房区﹐即史载的司钥库和甲﹑乙﹑丙﹑丁﹑戊﹑承运﹑广盈﹑广惠﹑广积等库﹔清代仍为宫廷库房区﹐即独立的甲字﹑乙字库和西什库。

据了解﹐该校一直保持建校时的原有平房区﹐数十年前在学校操场地下曾掘出过相当储量的水银﹐它们当为明清时库房遗物。

198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援助改建这所名牌中学﹐进行了大面积的施工﹐这批洪武官窑残瓷均出于现在的教学楼﹑实验楼﹑室内游泳池和饭厅地基之下﹐其深度距地表约为1米左右﹐也有距地表很浅的﹐如西大门饭厅地基下约30厘米处即发现有大量的洪武青花﹑釉里红﹑龙泉釉残片。土质中夹杂有大量明代砖石砾和石灰渣及含有大量腐朽炭质的极细灰土。

（二）品种和器形

这批洪武残瓷体现出了原器各个不同部位﹐因此﹐可以推断和识别出原器的造型﹑品种和部份纹饰﹐它们有些与所见到的此类传世品完全相同﹐经整理归类﹐兹将各类所代表的原器分述于后。

1.石榴形瓜棱大罐﹕

有大小数种﹐大者高约60厘米以上﹐一般常见为50厘米左右﹐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它于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出土的青花器﹑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釉里红器大体相同﹐器形为撇口﹐短颈﹑丰肩﹑长腹下收，腹部常为凸12瓣瓜棱形。腹底外撇至下足﹐足底平内凹无釉﹐砂底常为火红色。

这类大罐多有宝珠形纽﹑宽沿（或荷叶形）罐盖。罐口沿下绘以双勾倒垂如意云纹﹐肩部为大莲瓣折枝花﹐肩下绘倒垂双勾如意云纹内折枝花﹐腹部在各个凸棱面上竖绘山石折枝﹑四季花卉﹐腹下分别绘回纹﹑大莲瓣宝相团和大莲瓣折枝花。

罐盖的宝珠纽上亦绘双勾如意云纹和莲瓣纹﹐盖上纹饰与罐身大莲瓣折枝花﹑宝相团花相同。

2.玉壶春瓶﹕

有大小两种﹐大者高约30厘米左右。

撇口﹑长束颈﹑溜肩圆腹﹑圈足釉底﹐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内口沿常绘卷草纹﹐外口沿绘有回纹﹐颈部绘蕉叶纹﹑回纹﹑缠枝灵芝﹑忍冬卷草纹﹐肩部绘如意云纹等。

腹部绘大缠枝牡丹﹑缠枝菊﹑折枝菊石﹑松竹梅﹑芭蕉园景等。腹下绘大莲瓣云纹﹐足部绘回纹。颈部往往间绘有青花或釉里红涂地露白缠枝灵芝﹑忍冬卷草﹑缠枝菊等。

3.执壶﹕有大小两种﹐大者高30厘米﹐小者高20厘米左右。

见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

小直口﹐长束颈﹐溜肩圆腹﹐圈足釉底﹐腹部有弯曲长流﹐流口部与执壶颈部相连有如意云形扁平系带。

颈部与腹部相接有弯曲板状凸棱执柄﹐柄上端有小圆孔系﹐壶盖为宝塔形宝珠纽内插式﹐盖上亦有小圆孔系。

盖上绘有莲瓣纹﹑回纹﹑卷草纹等。器口绘回纹﹐颈部绘蕉叶纹﹑回纹﹐肩部绘缠枝灵芝﹑如意云纹﹑忍冬卷草纹等﹐也有的间杂绘以青花或釉里红涂地露白忍冬卷草﹑缠枝灵芝纹等。

4.军持﹕有釉里红器残片﹐绘釉里红地露白大卷草纹﹑大缠枝菊纹。因釉里红涂色较重﹐釉面肥厚﹐已类红釉地填白纹饰。其器型大体同元代军持式样。

5.菱花口折沿大盘﹕

口径45厘米左右﹐器呈宽板折沿菱花口﹐浅弧壁﹐呈花瓣式突脊﹐圈足釉底，有釉里红器和青花器。

器口折沿处里外均绘水波花纹（亦有称作海鸥戏水纹）器壁内外分别对错间绘折枝团花﹐器足绘回纹。

6.大碗﹕

口径40厘米左右﹐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直口﹐高深弧壁。腹下收﹐圈足釉底。器口沿内外绘有大卷草纹﹑水波花纹﹑缠枝灵芝纹。

碗内外壁均绘缠枝牡丹或缠枝菊纹﹐碗心绘有回纹和折枝牡丹﹑折枝菊等。外壁近足处均绘大莲瓣宝相团花﹐足部绘回纹。

7.菱花口盏托﹕口径20厘米左右﹐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宽折沿菱花式口﹐浅弧壁﹐呈花瓣式凸棱﹐器内心突起一圈棱似脐﹐用以置放杯盏。浅假圈足﹐底部无釉﹐均为火红色釉浆或火石红色砂底。

器内口沿绘有卷草纹﹐内壁绘折枝花﹐器内底面绘有缠枝牡丹或缠枝菊﹐脐棱上绘卷草﹐脐心内绘折枝牡丹或折枝菊﹐器外壁绘大莲瓣如意云纹。

8.折沿浅盘﹕口径20厘米左右﹐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器型类似上述的菱花盏托﹐板状折沿口﹐浅弧壁﹐内底心无脐状突棱圈﹐浅假圈足﹐火石红釉浆底或火石红砂底。器口均绘回纹﹐余皆与菱花口盏托纹饰相同。

9.碗﹕口径20厘米左右﹐有青花器和釉里红器。器分直口和撇沿口二式﹐深弧壁﹐圈足釉底。器口沿绘有回纹和卷草纹﹐碗内外壁绘有缠枝牡丹﹑缠枝菊﹑缠枝莲纹﹐碗心绘折枝牡丹﹑菊﹑莲花等。亦有绘釉里红涂地露白缠枝花卉的。

10高足碗﹕有白釉器残片。撇口﹐浅弧壁﹐垂腹﹐直柄高足。器内壁凸印云龙纹﹐器心刻划有三朵云纹（又称品字形云纹）﹐其云龙纹﹑云纹均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酱釉碗﹑外酱釉里霁青碗残片和流散在日本﹑美国﹑英国的洪武各种色釉器上的凸印云龙纹相同。

（三）胎釉和器足特征

瓷器坯体选料的精细﹑成型工艺的熟精湛是陶瓷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变革﹐是时代风貌更迭的标志。

就元明清各代青花瓷瓷质﹑胎体而言﹐其原料淘炼愈来愈纯净。胎骨厚薄愈来愈适度﹐成坯瓷泥的可塑性愈来愈大。

固然各代因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亦有一些粗滥的制品﹐形成精粗﹑好坏并存的状况﹐但胎体制作的总趋势是朝?越来越精细的方向发展。

这批洪武残瓷胎体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即它们显然普遍比元代同类青花和釉里红瓷轻薄得多﹐除却部份有烧结不透﹐呈黄褐色的胎质外﹐大部份胎体仍现洁白色﹐瓷质缜密。有的器成坯已达形制和比例所允许的极限厚薄度﹐如常见的20厘米左右的青花或釉里红碗﹐碗壁仅有2毫米。由于瓷泥的可塑性好﹐器物绝少有塌底﹑夹扁﹑翘棱的弊病﹐高达50厘米左右的大罐也不例外。

但若将洪武官窑瓷瓷质与以细腻著称的永乐官窑器相比较﹐洪武瓷质却显粗厚疏松﹐胎体内有针眼状或细小窳状裂隙。除盘碗杯盏表面一般修饰光洁外﹐琢器类表面虽亦极力修饰光洁﹐但常可见或触及接胎痕迹﹐器内接胎痕尤为明显﹐甚至有的可见较大的接胎裂隙痕﹐其器内胎体均有手工制作的厚薄不一的旋坯刮抹痕。釉面肥润﹐泛出深浅不一的青白色调﹐青花器釉面极少有开片现象﹐胎体烧结不透的那些釉里红器釉面多有细碎无色的自然片纹﹐釉质玻璃化度高。

圆器类口沿处均有囤积釉现象﹐形成一圈明显的自然厚唇状。有些器物釉层较厚﹐可见小釉泡攒聚密集﹐给人以温润柔和之感﹐尤浅淡的青花纹饰在这种肥润的釉面下﹐更觉幽疏雅致。琢器器里均留有施釉垂流痕﹐釉面常有乳浊现象。器物圈足底面施釉处插关留有不匀的刷丝痕。

历代陶瓷器足的形制和工艺手法都有其特性﹐是当时所留下永久性的不可忽视的时代标志﹐尤其是我们在鉴别真伪或断代时更有“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洪武官窑器足多为较规整的平切釉底圈足﹐这种平切式底面施满釉的圈足在元代时是不多见的。

由明一代﹐自洪武官窑器始盛行的这种施釉底﹐为以后各朝相沿成习﹐并常作为各种署款的方寸之地。其它各形的盘碗及执壶﹑玉壶春瓶类器足内墙斜削﹐较为宽厚﹐足墙较浅﹐足底置放面为平切﹐并多泛火石红色。常见的20厘米左右的折沿盘和菱花口盏托器足呈较浅﹑微凹的假圈足﹐底面无釉﹐或施红色釉浆﹐或火石红色砂底。大罐类器足呈上凹的无釉假圈足﹐底面泛火石红色。

（四）洪武青花

在采集的数千片青花和釉里红残瓷中﹐青花器数量少于釉里红器﹐但釉里红的各类器形青花器几乎都有﹐且图案花纹﹑装饰手法也可以说是完全一致。青花器的釉面一般表现出肥腴而又光润﹐有的呈现出明代常见的“亮青釉”﹐细腻﹑光洁﹑平滑﹐而青花的呈色各异。

尽管青花色调表现不一﹐但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清新明快的淡蓝色﹐色调稳定﹐并不晕散﹐纹饰浓重处亦能表现出青花的层次﹐这类器物主要有20厘米左右的折沿盘﹑菱花口盏托﹐20厘米左右的直口﹑撇口碗及玉壶春瓶﹑执壶等。

另一类则青花色浅淡﹐少有晕散﹐在纹饰中常见明显的深色小星点无规则地散布其中﹐似繁星密布﹐此类器主要有20厘米和40厘米左右的大碗。这种色调在元代是极少的﹐它一直延续至永乐初年的部份官窑器中。

还有一类青花色泽泛灰﹐釉面呈灰乳色。由于这种色料中含有较高的金属锰杂质﹐所以纹饰中呈现出较大斑块状的黑青色﹐有的亦深入胎骨﹐呈凹凸不平状。

其中一部份器物因含杂质过甚﹐几乎成为铁锈黑花绘画﹐又似白地釉下黑花﹐深深凹入胎骨的色料凝聚斑常呈现出金属的“锡光”。这类器有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碗和45厘米左右的菱花口大盘﹑玉壶春瓶及50厘米左右的石榴形瓜棱大罐。

洪武青花色料的种种表现﹐既与前朝元至正青花进口料的浓艳﹑青翠不同﹐又别于后之永宣青花器所使用的进口苏泥勃青料﹐尽管也出现有似永宣青花的黑色凝聚斑﹑下凹胎骨的特征﹐但少数有晕散。

可以肯定地说﹐洪武官窑青花器主要使用的是淘炼纯度不等的国产钴料。

（五）洪武釉里红

从采集到的这些贡瓷残片中﹐可以看到洪武釉里红器在继承和发扬元代釉里红工艺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无论是描绘﹑涂染或反转涂地露白纹饰都能运用自如。铜红色料的呈色大都鲜艳纯正﹐但也有相当器物呈色不佳﹐泛灰黑色﹐色料流散﹐纹饰模糊不清﹐以至有些含杂质较多几乎变为黑彩。

这种釉里灰﹑釉里黑的器物在传世品中也有所见﹐虽然它不是洪武釉里红呈色的主流﹐但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以元末明初釉里红呈色多为劣质灰黑色调的错觉。

明初﹐经济处于刚刚撤消阶段﹐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普遍低下﹐那些元代青花赖以长足发展的进口钴料已然匮乏﹐而与青花瓷并行的传统釉下铜红绘瓷工艺则暂时得以发展﹐成为洪武制瓷最主要的品种。

况且明代崇尚“火德”﹐红釉和这种以铜红釉?色的釉里红受到特别的偏爱。至于说洪武朝是明代釉里红极盛时期﹐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以为烧造数量较多并不等于质量较高。

从现有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出土釉里红器物品种以及铜红色釉传世品来看﹐明代的顶峰非永乐﹑宣德二朝莫属。著名的永乐鲜红釉及宣德宝石红釉不必赘言﹐永宣时期的釉里红则摆脱了元末明初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形成鲜艳的宝石般红色。

由于铜红釉的呈色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浓妆淡抹均能运用自如。即使是淡描﹐亦色彩鲜亮﹐纹饰清晰。更何况还有烧成温度极严格的精美的青花釉里红品种。

（六）纹饰特点

对于鉴别洪武官窑相关的纹饰特征﹐许多学者专家早有论述﹐本文不作重复﹐现仅就北京四中的这批残瓷﹐对其纹饰特点作如下介绍。

洪武官窑青花和釉里红纹饰题材远不及元代丰富﹐如瑞兽﹑鱼藻﹑鸳鸯莲﹑历史人物故事等不见或少见﹐内容仅限于花卉为主的数种﹐绘画严谨工整﹐却少变化﹐有些已成千篇一律的固定多方连续图案画。

但画面布局力求突出主题﹐开阔疏朗﹐一改元代那种多层次绘画﹑繁缛华丽的时代风尚。

常见主题纹饰有缠枝折枝花卉﹐如菊花﹑莲花﹑牡丹﹑灵芝﹑四季花﹑菊石﹑树石庭院﹑芭蕉园景﹑松竹梅等。边饰及补白图案有大卷草﹑忍冬蔓草﹑卷草﹑回纹﹑蕉叶如意云﹑大莲瓣内如意云﹑大莲瓣内宝相团花﹑大莲瓣内折枝花﹑缠枝莲﹑缠枝灵芝﹑海鸥戏水﹑双层莲瓣﹑贴塑三钱等。

白釉及白色釉器多暗印凸云龙纹及内心刻划品字形三朵云或大风带如意云纹。所有青花或釉里的绘画﹐线条流畅﹑构图严谨﹑运笔熟练﹑准确有力。

青花残片中许多图案都与釉里红器相同﹐除缠枝﹑折枝花卉外﹐玉壶春瓶﹑执壶等器上也有松竹梅﹑庭院芭蕉图案。

缠枝菊及缠枝莲﹑缠枝牡丹等花卉的花朵均采用了不同于元代的那种花瓣边缘饰以小串珠纹露白的手法﹐而是用勾勒廓线后并不全部涂染在廓线内﹑留有露白的方法﹐借以表示花朵的层次。同时花叶的叶形被植物学中称之为“缺刻”的较深﹑较大﹑尤其菊花和牡丹叶比元代更近于写真，缠枝扁菊纹尤多﹐以致影响到民窑及永乐民窑青花中常见的矮篱扁菊主题纹样。

（七）致废原因

从北京四中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情况来看﹐它在元代曾是都城内最主要皇宫之一的兴盛宫的后苑﹐明清两代这里又是储存各类宫廷用品的库房﹐直到民国初年创立四中以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和土木工程。

又据地下所采集到的瓷片和土质而言﹐其地层迭压关系并不复杂。一般来说﹐除了发现有洪武官窑残瓷外﹐伴随而出的还有不少明初龙泉窑划花盘碗类﹐其釉色青翠﹑釉质凝润﹐质量上完全不同于常见的那些元末迭烧的龙泉窑粗瓷。

另外在较浅的地层中偶而还能捡到个别永乐官窑青花器残片﹐至于永乐之后的明清各代残瓷及混扰物则不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洪武残瓷均未有使用过的痕迹。

据近年来在北京市区各基建工地上采瓷片的经验而论﹐凡有瓷片的土质﹐明代早期至末期各朝瓷片都能在不同的地层中捡到﹐很少有单一地限于某一朝的现象﹐如四中这样单独发现大批洪武官窑残瓷则是极为罕见的。

在洪武期﹐燕王朱棣的藩邸是北京﹐永乐四年﹑七年和十四年朱棣曾三次诏建北京宫殿﹐大兴土木。

永乐七年以后他常住北京﹐到了永乐十八年最终下决心迁都北京。

在永乐十九年迁都之前﹐包括洪武时期燕王朱棣镇守北京期间﹐元代所遗留下来的主要大型宫殿兴盛宫便被权作燕王的府邸﹐一切起居行止均在这个宫内。

可以说﹐永乐皇帝在十九年迁都之前﹐这里的各种重要活动频繁。正式迁都北京后他的活动才由原来的燕邸宫殿转移到了紫禁城内。

北京四中既然是元兴盛宫的后苑﹐那么在洪武和永乐年间自然就属于燕邸宫殿群的重要处所。

据载﹕北京宫廷西什库库房的最初营建时间是洪武十七年﹐燕王朱棣“以元故宫为府”时最早营建的一所就近的宫廷储物库。

而洪武官窑残瓷集中地能在这个库房的遗址上被发现﹐正说明了他在镇守北京时﹐为燕王府置办了一些当时景德镇的产品﹐亦是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前所旧存下来的先朝遗物。

虽然﹐这些精美的洪武瓷谱写出了明代官窑制瓷的新篇章﹐但在纤巧秀美﹑日臻完备的永乐各官窑器面前却黯然失色。在遗址上同时采集到的少量的永乐官窑青花盘碗残片无疑是使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绘画烧制的﹐器形秀丽﹐胎薄体轻﹐釉面光润﹐纹饰纤细﹐青花晕散﹐砂底光滑圆润。

对于及时行乐的皇帝来说﹐既然有了更好的御用瓷﹐那么先前那些感觉粗犷的洪武瓷﹐可能被闲置了很长时间未能使用完。

（八）几点认识

1.洪武官窑制瓷虽较多地保存了元代工艺和时代特征﹐但它的胎体减薄和釉面厚润却是一次技术上的革新。从残片的断面上看﹐胎质显然比元代同类器轻薄﹐颗粒洁白细密﹐具有足够的硬度。

器物表面尽量修饰光滑﹐琢器类胎体接痕虽不大明显﹐但器内接胎突起的棱线多可用眼看到﹑以手触出﹐也有部份接痕出现粘接裂痕及脱断现象。同时器里胎体往往厚薄不匀﹐均留有手工拉坯时不规则的挤压刮抹痕﹐并有施釉后不平整随意垂釉痕。

圆器的盘碗中腰以下胎体较厚重。

青花和釉里红器的釉面都较润泽﹐釉层普遍较厚﹐质感似凝乳﹐甚至超过了元代以釉质丰腴著称的枢府釉器。

气泡密集﹑釉层过厚的器物呈现出明代典型的“亮青釉”。色调泛白的器物﹐与永乐时一类细白釉相接近﹐应是洪武晚期的代表。

白釉器釉面尤为洁润细腻。可以说﹐胎体和釉面是我们认识和判断洪武官窑瓷器的首要要素。

2.对于鉴别洪武官窑瓷器来说﹐器足工艺的时代风格最为突出﹐从这数百个器足残片上观察﹐修胎都较规整。

盘碗类圈足较为宽厚﹐足内墙都有程度不等的斜削﹐足底面均平切。青花器或釉里红器无釉的砂底或施红色釉浆﹐或呈现大面积的火石色。

执壶﹑玉壶春瓶﹑大盘﹑碗等器底均施釉﹐并有大小不等的开片纹和厚薄不匀的刷丝痕。

3.执壶盖为不同于元代的一种宝塔形内插式。青花和釉里红往往因色料不纯﹐较多出现灰黑的色调﹐有的为黑色的锈斑片。釉质特别厚润的青花器色料已开始出现晕散。

青花色泽大多浅淡﹐纹饰中多夹杂有与众不同的似灰尘星点状的深色斑点﹐此为洪武官窑青花国产料的典型特征﹐并保持到永乐初年一段时期。官窑器上应有传统的龙凤纹饰﹐但未能采集到残片。

在传世品中可见到故宫博物院和天津历史博物馆所藏洪武官窑青花云龙盘和上海博物馆所藏釉里红龙纹双环耳瓶。另有1989年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图录中的一件可定为洪武官窑的青花海水龙纹扁腹绶带葫芦瓶（口残）﹐其青花龙纹较多地表现出元代龙纹的粗犷形貌﹐但器形和青花色泽却与永乐同类器基本相同﹐只是扁腹部份较为扁大﹐口部葫芦形较为细长。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青花云龙“春寿”梅瓶﹐青花色调及绘画暂且不论﹐仅就其底足的处理和釉面稀薄﹑显露胎体旋痕而言﹐似乎应早于洪武时期。

4.明代御窑厂初建的时代众说纷云﹐令人莫衷一是。洪武十七年所建﹑北京四中原明代库房遗址所出土的洪武官窑残瓷似乎说明了明代御窑厂正式生产的时代应为洪武中期之后。

以北京四中的这批残瓷为参照物﹐可以衡量出在现今诸多的出土物和传世品中具有典型洪武官窑风格的器物。

对这些器物的品种﹑数量﹑形制等方面分析﹐可以说这类官窑固定模式连续生产了很长一段时间﹐即在洪武中期之后至永乐初年一段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在北京四中伴随洪官窑残瓷出现的还有一批龙泉窑残瓷﹐多是中心印枝花﹑壁刻划缠枝花的大中型盘碗。

从其器足里釉垫烧工艺及胎釉纹饰等方面看﹐都应是洪武时期专为宫廷精心烧制的﹐似乎可以说﹐在洪武时期为应付和补充宫廷的使用不足及对外贸易﹑赏赉功臣﹑赠予外国使者的需要﹐龙泉窑于元末一度衰退﹑粗俗不堪的状况下﹐在明初曾有过应急的恢复和发展﹐以至于影响到明代永乐﹑宣德各朝也在景德镇专门仿烧龙泉翠青釉官民窑精美器物﹐使这一传统的青釉品种经整个明代和清代历久不衰。

北京四中的这批残瓷的发现﹐为填补陶瓷史上明代洪武官窑的空白﹐增添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