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鲁/文

1948年9月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性时刻，也是我们无锡钱氏家族接受中共无锡工委交给的“迎接解放”光荣任务，作出走革命道路重要抉择的关键时刻。这一段革命斗争历史在我记忆之中终生难忘。解放前夕的无锡形势

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父亲钱孙卿早年在教育界工作，由于与无锡实业界的杨氏、荣氏、唐氏等工商巨子有深厚密切的关系，后被推举为无锡商会会长和江苏商会常务理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盼望能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却迎来一批想发胜利财的国民党贪官污吏，他们加紧搜刮人民，并猖狂进攻解放区，悍然发动内战，大肆征兵、征粮、征税，又将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工商业也受到很大破坏。为了保护工商业和人民利益，我父亲钱孙卿组织工商界进行多次罢市，发动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运动，因而遭到反动当局很大的疑忌，斥我父亲是“共产党的尾巴”，并用恐吓信威胁要用手枪对付。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反动当局感到末日来临，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盘剥，滥发金圆券标志金融完全破产，物价疯狂飞涨，很多工厂被迫停产关厂。工商界人士受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解放军抱有疑惧心理，上海、无锡资本家多次商讨迁厂抽资之事。当时，我父亲是庆丰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庆丰资本家多次动员我父亲到香港去，将董事会迁到香港，仍由我父亲任董事长。1948年7月，庆丰董事会通过迁厂方案，决定将从英国进口的3万纱锭和无锡庆丰新布机车间的500台织布机一起转到香港九龙筹建南海纱厂。对于去香港的问题，我父亲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难以远离一生苦心经营的无锡乡土，另一方面留在国内又不知今后的前途命运，一直彷徨犹豫。此时，庆丰资本家决定调我到香港参加南海新厂筹建工作，其目的是拉我父亲和董事们到香港去。无锡的特务机关也已准备在解放前夕炸毁工厂生产设施和发电厂，如这个罪恶的目的实现，无锡发达的工商业要毁于一旦，其后果不堪设想。放弃去香港工作机会，接受党的迎解放革命任务

1944年我从上海交大毕业。国民党不承认上海交大在抗战期间留沪学生的资格，这些学生必须通过甄别手续才承认学历，原来所发毕业文凭一律无效收回作废，我们强烈反对。后来，我进无锡庆丰纺织厂工作，由于我父亲是庆丰厂董事长，因此工资待遇较高，生活也很舒适。有时陪父亲参加无锡工商界的活动，对于重大的决策有所了解。听到要调我到香港南海纱厂的消息，非常高兴，并鼓动父亲到香港任新董事会董事长，因为我一直期望能有机会到国外去。1948年我已和陈霞清订婚，并准备结婚，因此我将调香港的消息告知陈霞清。当时庆丰厂同事胡惠芬是地下党无锡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和陈霞清是好朋友，并推动陈霞清和我相爱。她知道我要到香港的消息后，就来劝阻我不外逃，并一再申说解放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技术人才，我将来会有用武之地，如流亡在外，生活可能会富裕一些，但如俄国革命后的流亡白俄一样，过白华生活，将遭到歧视，精神会万分空虚。当时我思想十分矛盾，一方面是一次良好的飞黄騰达的机会，决不能轻易放弃；但胡惠芬的一番话也确有道理，此次一离家乡，就要有家归不得，可能终生成为无国籍游民，前途未卜，这个决心实在难下。1948年7月胡惠芬正式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告知她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托，要求我不要去香港，留下准备迎接解放，并要我说服父亲也不去香港，还要我父亲做荣德生和工商界工作，宣传解放区的工商业政策和解放军《约法八章》，指出解放后工商业会大发展，工商业的利益会得到保护，不要信反动宣传，外逃是没有出路的。胡惠芬还给了我地下党宣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材料，要我转给我父亲和荣德生先生，要求工商界警惕国民党特务破坏工厂的活动，并要我注意我父亲和工商界的动态，及时通过胡惠芬向地下党反映。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搞革命工作，时时刻刻有生命危险，胡惠芬对我公开了革命身份，并将这样重要的革命任务交给我，我表示决定不去香港，一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坚定信念，完成这项革命任务。我不去香港的决定，得到了陈霞清的支持，这也是我们新的共同革命一生的开始。党团结工商界政策的巨大感召力

根据地下党的要求，我将党的宣传资料传给我父亲，同时告知我不去香港的决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主要是不愿离开生我养我的无锡乡土，无锡人民对我们钱家一直怀有厚爱，在此危难时刻，如舍弃人民而远奔他乡，将辜负人民对我们钱家的期望。我深知父亲对无锡人民的无比深厚感情，因此我用这一点来说服父亲取消去香港成立新庆丰董事会的打算，动员他留下挺身而出和共产党合作，与无锡人民一起共度难关。全力保护无锡工商业，就会得到无锡人民更加拥护。我长期追随父亲左右，常参与工商业一些重要活动，无锡的工商界主要人物我都见过，深知只要将我父亲留下来，将会影响周围一大片，我的说服动员对我父亲起了很大的作用，父亲问我与地下党的关系是否可靠，同时要我保持联系。我父亲阅读党的工商经济政策后，在宣传文件上加密圈和批语，非常兴奋，认为工商界有了出路，可以考虑不离锡，并做工商界稳定人心的工作，但认为此事必须和德先生（荣德生）商量再定。我父亲、二哥钱钟汉和我多次商量如何分头进行工作，认为充分宣传党的工商政策，消除反动宣传的影响，稳定人心是首要任务，商定我二哥负责做荣德生和申新系统的工作，我负责做庆丰系统资本家唐星海的工作和保持与地下党的联系，我父亲钱孙卿亲自通过商会做无锡、江苏和上海工商界及上层进步人士的工作。

钱孙卿先生照

二哥将党的宣传文件送给德先生看，告知我父亲已决定不外逃，并准备与地下党联系，进行商谈，这是无锡工商界的大事，希望听听德先生的意见。我父亲和荣德生莫逆之交的感情，充分显示在日常交往之中，申新重大问题，荣德生首先要听听我父亲的意见再定。无锡地方大事只要我父亲和荣德生意见一致，就无往而不通，这已成为惯例。二哥钱钟汉在申新工作，实际是钱荣两家的桥梁，经常从中传递信息，荣德生十分倚重钱钟汉。所以我父亲也要钟汉留在身边参加活动。从此做好工商界迎解放工作的重担落在我全家身上。荣德生在阅读党的文件和倾听钟汉传递我父亲的意见后，就对钟汉说:“看来共产党要保护工商业，我们工商界有救了。”他支持我父亲出面与地下党联系，还派申新总管薛明剑代表德先生协助我父亲做稳定工商界工作，以公开表示荣、钱二人拒绝迁厂逃资的立场是一致的。我立即将此重要信息通过胡惠芬转给地下党。

庆丰纺织厂旧址（潘部 摄）

194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惠芬约我在庆丰厂我的车间办公室会见地下党负责人，进一步商谈有关事情。庆丰厂星期日全天停工，工厂内无人，我一人在车间办公室值班，在此会见党派来的客人是最安全的。我真不信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会发生在我的办公室内。来访人员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书记高山，他听了我介绍工商界动态后，正式告诉已决定培养我为党外积极分子，参与做工商界上层工作，与胡惠芬单线联系。他要我严格执行保密纪律，注意隐蔽身份，不得泄露活动机密，并正式布置三项具体任务：1、必须全力劝说我父亲和荣德生安心留在无锡。2、向工商界宣传解放区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动员资本家停止任何迁厂逃资活动，维持正常生产和商业贸易。3、组织周围工人和知识分子，开展护厂护城活动。密切注意厂内特务的一举一动，将社会动态随时向胡汇报。高山并要我将党对工商界的要求，明确地转达我父亲和德先生，如同意合作，地下党可派专人进一步商谈。这次会见在我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亲和二哥听了我转达地下党的要求，立即表示这是工商界唯一的出路，应按党的明确要求，认真研究如何开展工作。荣德生从二哥处听到已和地下党有正式接触，非常高兴，表示全力支持我父亲作为无锡工商界与党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我陪父亲亲自将党的文件传递给庆丰厂唐星海、丽新厂程敬堂、唐君远等无锡主要的资本家，劝说停止迁厂外逃活动，并告知荣德生和我父亲决定留在无锡。

《人报》发表荣德生对社会各界的决不迁厂的表示

1949年1月，父亲提出要与地下党代表直接商谈迎接解放的事宜，要我将此建议转告。过几天，无锡工委书记高山又在我爱人陈霞清家第二次会见我。高山和我商定了派代表到我家的时间，并商定为了隐蔽我的身份，我不参加会面，但要我注意会见后工商的动态。同时指出，庆丰厂特务力量很强，胡惠芬不宜过多暴露身份，要我以公开合法身份，团结周围群众，做好护厂工作，根据约定的时间，党的代表与我父亲和二哥在我无锡家中楼下书房内，举行了会面，全面商讨了有关稳定工商界和人民情绪，工厂不外迁和搞好生产的具体措施。同时党对于保护工商业作了有力的承诺。我父亲和二哥将会谈情况向我作了详细介绍，认为会谈是有成效的，党的政策是可以信赖的。二哥又向荣德生汇报了这次会谈的内容，荣德生再次表示决不离开本乡本土，申新带头停止外迁，并亲自出面将已装船准备运往台湾的申新三厂2万纱锭重新搬回厂内，以表示不外逃的决心。我陪父亲又到上海与无锡在沪资本家商量有关迎解放的具体计划。在庆丰纺织公司董事会上，我父亲表示决心留在国内，并作出了庆丰董事会留沪和无锡庆丰厂停止拆迁新布机的决议。这次申新和庆丰两大厂的行动在工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起了重要的稳定人心作用。我父亲还和上海工商界黄炎培、胡厥文、施之鉴、安剑平和江苏商会陆小波、刘国钧等秘密商量了有关上海和江苏迎解放大计，由于无锡工商界带头行动，上海和江苏一场工厂拆迁外逃的风波也陆续平息下来。这是党的政策的感召力和地下党干部艰苦工作的巨大成果。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8年12月，我父亲和二哥在我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无锡商会、无锡县参议会、苏南纺织同业公会、《人报》等无锡社团重要负责人薛明剑、李惕平、朱文沅、孙翔风等。我父亲提出：当前形势发展迅速，无锡各界必须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共度难关，这是唯一出路。与会者一致赞成将无锡所有社团组织起来。1948年12月29日，“无锡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推举钱孙卿为第一召集人，并由我父亲亲自起草章程。联合会的宗旨是:“统一无锡人民意志，强固自己力量，保障生产，安定地方。”同时决定，成立工商自卫团。公私社团联合会成立的消息在无锡《人报》登载后，得到无锡人民广泛的拥护。

《人报》关于无锡工商界成立工商自卫团的报道

无锡工商自卫团团旗

无锡工商自卫团臂章

我将工商界的这些情况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地下党要我转达重要的意见：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军即将渡江，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要多贮备原料和粮食，组织力量保护生产是当务之急。当时庆丰厂特务活动猖獗，胡惠芬如身份暴露非常危险，故不能多出面，要我以公开身份组织护厂工作。1949年1月25日，公私社团联合会召开了保障生产安全会议，发起了护厂运动，号召全城工厂准备应变，提出了“绝对不迁厂”，“能开工时绝对不停工”，“不得不停工时，决不离开工厂，随时准备复工”等要求。根据公私社团联合会会议的要求，苏南纺织同业公会也召开会议全面布置护厂和应变工作。资方购买武器成立工商自卫队，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工商自卫队，或担任领导职务。关于庆丰厂的护厂安排，我父亲要我一起与资本家唐星海磋商，决定组成厂务委员会，负责“应变”护厂具体工作。我以我父亲代表身份参加厂务委员会，以便能直接参与护厂实际工作。胡惠芬了解了情况后，同意我接受厂务委员工作，她说这样有利于用合法身份进行护厂。并指出当前技术人员队伍思想很不稳定，已有特务混入，进行反动宣传，制造混乱，必须用党的政策团结和稳定知识分子和老工人队伍，这是护厂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些意见明确了我的工作方向。我任职厂务委员会，实际已脱离车间生产，专门从事护厂的组织工作，我在周围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宣传护厂的重要性，指出工厂是我们的家，机器是我们的饭碗，如遭破坏，今后无法生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保护饭碗不受破坏，我将党的有关政策的材料在知识分子中传阅，很多工程技术人员看到党指明的光明前途，很快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坚持生产，一方面参加应变护厂活动。一些进步积极分子如王槐、孙盘澄、余贤庭、周嘉谋、张君谋等，与我志趣相投，相互结成很深的友情，经常在我的宿舍集会，交换厂内各方面的情况，并各自利用多方面联系，扩大影响，形成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认真执行党的各项要求，不仅在护厂迎解放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成为解放后恢复生产和国家建设的中坚分子，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贡献。

《人报》关于无锡工商界发起护厂运动的报道

2月17日，无锡工商界代表荣德生、钱孙卿、薛明剑及县参议会议长李惕平派钱钟汉、孙德先、袁鹤皋等作为无锡地方代表，前往苏北解放区与我党商谈迎接无锡解放事宜。钱钟汉一行在苏北解放区受到热情接待。中共华中工委领导陈丕显、管文蔚多次亲切接见钱钟汉，向他详尽阐述党的工商政策。扬帆、包厚昌代表华中工委与钟汉具体商谈有关无锡迎接解放和保护工厂等问题。钟汉苏北之行在党的周密安排下，不负重托，接通了党和无锡工商界的紧密联系，使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更明确。根据党的要求，我利用在原动部值班的机会，向工程技术人员吴汪乾、钱宗孔、朱明光等宣传保护发电设备的重大意义，同时在车间年轻工人中，宣传党的政策和护厂任务，这些活动在今后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父亲的活动和钟汉苏北之行，引起特务注意，准备要进行残酷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父亲和二哥被迫离开无锡，我仍留在无锡工厂，保持与地下党联系，积极参与苏南棉纺业和庆丰厂护厂应变工作。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胜利渡江到江阴，国民党军队向上海逃窜，工厂内特务分子制造混乱，鼓动职工离厂回家，以便进行破坏活动，并利用职工对资方拒绝发“应变费”的不满情绪，煽动工厂停产，造成厂内一片混乱。胡惠芬要我出面召开职员会议，动员留厂护厂，并推我为职工代表，参加工人与资方的谈判要求发“应变费”。由于资方坚决不同意，职工愤慨情绪不断増长，将出现不堪收拾的局面。胡惠芬和我一起单独做范谷泉厂长的工作，要他向在上海的资本家说明紧急情况，接受发“应变费”的要求。最后资方同意发“应变费”。消息传出后，职工非常满意，都安心留厂，全厂在工商自卫队控制下，安全保护工厂直至解放军胜利进入无锡。

1949年4月23日无锡宣告解放，解放军成立军管会接管无锡城，我父亲和二哥都返回无锡，与军管会取得联系，协助接管工作。无锡军管会根据我们的反映，考虑庆丰厂的情况，在4月28日派军代表进入工厂，工厂恢复生产，护厂迎解放的革命任务到此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