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十八

在中国古代，有些历史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了，它动摇了当时王朝的政治根基，导致王朝从稳定状态向衰落状态转化，成了王朝走向灭亡的伏笔，很值得关注，其中，东汉王朝的“党锢之祸”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很值得探讨。

第一，“党锢之祸”的历史背景

（一）“帝幼母壮”引来外戚与宦官专权的争斗局面。

东汉初，光武帝刘秀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积极采取政治措施，从中央政体的设置上提高皇权的专制程度。首先，东汉不设丞相，并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刘秀将权力从“三公”手里移走，这便是“三公之职，备员而已”，“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参见《后汉书·仲长统传》）这即是说，原本太尉、司徒、司空的实权没有了，被移到了“台阁”了，即权力都转移到了尚书台；其次，刘秀提高了“尚书”的职权，将原本尚书府提升为“尚书台”，尚书台的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有很大的权力。再次，尚书台的官员由官阶低的官员担任，这对于皇帝来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便于控制，不会因为官阶高而对皇帝形成威胁。

从皇权专制的政治需求看，尚书台的设立当然是有利于强化皇权，没有“三公”，没有丞相，只有一些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低官阶官员在辅佐皇帝处理政事，专制管理似乎是更顺畅了，这就是刘秀所需要的“官小权大”尚书台管理机制，这对于防止相权架空皇权是很有成效的。但是，朝堂的政事并没有这么简单，刘秀设立尚书台，在另一方面却滋生了潜在的危害。

在缺少了相权，缺少“三公”对于皇权的制衡之后，这给了原本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提供了专权的制度便利，皇权专制趋于强化，朝廷官员权力趋于弱化，而尚书台的官员官阶虽低，却有很大权力。到东汉中期，尚书台的内官完全由宦官来担任，不再掺杂其他官员，如此一来，宦官利用尚书台职微权重的特点，乘机揽权，而且，他们有便于接近皇帝的优势，又有直接汇报的权力，于是，尚书台成了由宦官控制的机构。起初，宦官们只是依托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势，有时耍狠欺压朝臣；后来，就职于尚书台的宦官便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他们完全控制尚书台，掌控着准“丞相府”的权力；最后，宦官竟能掌兵权，并封侯，而还有封地，比如，和帝时，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恒帝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为了酬谢宦官，皇帝竟然在一天之内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变成有了爵位和经济基础的朝中权贵阶层，他们肆意专权，连皇帝也被他们架空了，宦官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势力。

在另一方面，东汉的皇帝多数是年幼继位的，而皇帝年幼，年轻的太后大都缺乏政治经验，于是，她们便要依靠外戚的力量来协理朝政，这就造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传统的嫡长子继位制使东汉王朝连续出现幼主继位的局面，东汉似乎是运气很不好，皇帝多夭折，东汉王朝是小皇帝轮流坐皇位的时期，从和帝开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轻的太后临朝。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继位时，年龄都比较小，和帝，十岁继位；殇帝，才是百日的小儿便登基了；安帝，十三岁继位；顺帝，十一岁继位；冲帝，才两岁就当了皇帝；质帝，八岁继位；桓帝，十五岁继位；灵帝，十二岁继位；少帝，十七岁继位；献帝，九岁继位。在这种朝局下，外戚专权是很难避免的。外戚成了东汉时朝中的另一派重要力量，而皇帝年少，年轻的太后临朝，后宫干政，如此一来，宦官、外戚与后宫便形成了争夺皇权的三种政治势力，而后宫权大但力量相对薄弱，必须联合外戚或宦官中的一方，这就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局面，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斗争的局面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朝中形成了外戚、宦官专权之患。

宦官专权剧照

（二）宦官专权导致了政治腐败，经济凋敝。

宦官手中有了权力，便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矫旨，甚至假传圣旨，排除异己，卖官抢地，飞扬跋扈。而官僚士绅屈从于权力，为了谋求私利，便巴结行贿宦官。宦官们把持朝政之后，便大肆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们在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上，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擅权敛财，不可一世。宦官势力不仅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而且也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权力，到处抢掠、兼并土地，收取贿赂，中饱私囊。比如，延熹年间的中常侍侯览便是典型一例，他专横跋扈，贪婪放纵，大肆抢掠官民财物，他先后夺民田地一百一十八顷，宅第三百八十一所，还模仿宫苑兴建府第十六处，作为宦官，竟然还掠夺妇女，肆虐百姓。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参看《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局中把持朝政，擅权跋扈，而在地方上，则“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在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之前外戚掠夺和盘剥，自耕农纷纷破产，中小地主受欺压，经济收入锐减，东汉中叶以后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贫困状况。质帝、恒帝时期，分别出现多起的农民起义，当时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凋敝状态，大大加剧了阶级矛盾，已经危及东汉政权的稳定性，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三）宦官专权，任官唯亲，引起士大夫的反抗。

东汉初年，刘秀东汉在立国时注意整顿吏治，同时，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让儒生们有了进入仕途的畅通之道，于是，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东汉政坛上的一支力量。

顺帝时修建太学，使儒生人数快速增加，而到了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当时，各地儒生数量也增加较快，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已有七、八万人之多。这些儒生中虽然也有豪家世族的子弟，但大多数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这些儒生成了官僚队伍的后备军。本来，这是东汉更新官僚队伍的很好的政治措施，是东汉年轻官员发挥贡献的希望所在，这让儒生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渴望能在仕途上大展身手，以便未来能光宗耀祖。

可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儒生们的希望破灭了，局势的发展让他们对未来彻底绝望。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特别是宦官把持朝政，他们任官唯亲，朝局中买官卖官现象十分严重，官吏选举制度形同虚设，只有有权的或有钱的人的子弟才有希望进入官场，绝大多数中下地主阶层的家庭的士人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政坛。当时的官吏很多是因权势或因花大把银子而当官的，当时有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其官员无德无才，“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比如，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廉，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选举制度已名存实亡。宦官们“子弟亲戚，并荷荣任”，基本是堵死了儒生求官之路，有品行有才学的士人们再也没有办法挤进官场了。如此一来，中下层官僚家庭，特别是儒生们，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便大大地加剧了。这促使一部分中下层官僚和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时政和朝局提出议论和批评，以贬抑宦官专权现象，褒扬不畏权势的清官廉吏。

当然，在当时，士大夫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当他们发现官宦专权导致制度腐败时，是不能容忍的。当时的名士还是名头很响亮的。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当时的名士有所谓的“三君”“八俊”“八及”“八厨”等，即：“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禹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称为“三君”者，其实是值得作世上学习榜样的名士；称为“八俊”者，是值得赞誉的人中英杰；称为“八及”者，是大家效仿的道德模范；称为“八厨”者，是不惜以家财救助有难者的人。这些人面对政治腐败，敢于大胆指责贬损高官权臣，形成较强的“清议”力量，王充说：“论道议政，贤儒之力也。”（《论衡·效力》）说的就是士大夫“清议”的影响力。

东汉“党人”画像

第二，“党锢之祸”历史事件始末

（一）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等虽被释放，但大都被罢官、禁锢。

东汉恒帝、灵帝时期，朝中当权派主要有以侯览、曹节、王甫等为代表的宦官一派和以窦武为代表的外戚一派，此外，还有士大夫一派，当时包括一些贵族名士和太学生等。当朝中宦官集团肆意专权、专横跋扈时，一方面是外戚集团在与宦官的争斗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对宦官愈演愈烈的擅权局势十分不满，此时，在反对宦官专权的共同愿望的驱动下，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和以郭泰等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并与窦武等外戚联手，共同对抗宦官集团，与宦官集团抗争。而“党锢之祸”的事件便、是发生于这样的争斗中。

事件起因于特赦之前士大夫一派与宦官集团的较量。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豪强张成因为善观天相，喜好占卜吉凶，当时他算准近期朝廷将会有大赦令颁布，认为大赦期间犯事无碍，于是，他放任他的儿子杀人，而司隶校尉李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得知张成的儿子杀人之后，他容不得如此恶行，将张成的儿子抓捕了。而在当时，大赦诏书已经颁布，皇帝的旨意不可抗拒，照理，李膺该释放张成的儿子，可是，李膺知道张成无耻狡黠，他和他的儿子滥杀无辜，天理难容，于是，为了伸张正义，李膺硬是把张成的儿子处死了。张成得知儿子被杀，气得咬牙切齿。张成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与专权宦官侯览交结密切，而侯览一直就很痛恨李膺与他作对，所以，侯览知道李膺于大赦期间杀了张成儿子之后，便借机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恒帝感到帝王的权威受到挑衅，十分恼火，下旨逮捕了李膺。

李膺被捕激发了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事件继续发酵。李膺被陷害，皇帝下旨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案验，以确定李膺罪行，而太尉陈蕃则拒绝受理，他认为，如今所考纠案验的，皆是受赞誉的忧心国事、忠诚无私的大臣，此类人便是传十世之后，也仍该受宽恕，罪名不清，不该被判。桓帝得知陈蕃拒绝受理李膺案，非常愤怒，将李膺等关押到黄门北寺狱。而当时的李膺案比较复杂，案件牵涉到宦官子弟，宦官们担心案件进一步审理将牵连到宦官，所以，他们请求桓帝依大赦条令给予大赦。外戚首领、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应了太学生请求，也亲自出面，上疏劝谏桓帝赦免李膺等，以免使天下寒心，桓帝见请求赦免李膺的有宦官也有外戚，知道不能再坚持了，便顺水推舟，以大赦令为名，赦免了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但是，恒帝下旨将参与“清议”的人全都罢官回家，实行禁锢，限定他们终身不得为官。这便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

（二）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利用谋反自己，残杀和禁锢士大夫，波及的面更大。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的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恒帝时被解职的陈蕃复出而继续当太尉，他们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了朝政。外戚与官僚终于甩开了宦官而执掌朝政。而在第一次“党锢之害”被免职的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也重新被起用。

此时，朝堂上出现了清新的局面，窦武、陈蕃、李膺等因为在恒帝期间有与宦官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正义之举，在朝野皆受到称赞，现在，由他们主持朝政，似乎是朝政便要明朗起来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宦官势力只是稍加收敛，并没有并清除，他们潜伏着，司机反扑。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仍一直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盯住每一次揽权机会，比如，曹节等在窦太后面前尽力奉承献媚，窦太后在宦官们的怂恿下多次乱下旨意。

陈蕃、窦武等对宦官伺机反扑非常警惕，他们担心宦官再次把持朝政，所以，陈蕃、窦武一直在筹划着如何将宦官势力彻底铲除。机会来了，当时恰好出现日食天象，陈蕃等便上奏窦太后，认为上天有警示，恐奸臣专权，应革除宦官，防止干政，但窦太后认为自汉元帝始便有宦官参政，皇帝身边有几个太监，是正常的，她不想革除宦官。不过，在窦武等权臣的坚持下，太后不得已下旨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只是，宦官曹节等被保留了，仍得到太后的保护，窦太后不允许士大夫们再处罚曹节等。

不久，又出现了异常天象，当时，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这一天象被解释为皇帝身边有奸佞，大将军将遇灾难。窦武等人这一回不想与太后妥协了，他们积极谋划着要除去宦官曹节、王甫等。可是，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休假出宫回家去了。宦官乘机潜入窦武的官署，偷了窦武的奏折，当宦官们得知窦武等正筹划着铲除宦官时，宦官们异常恐慌，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避免任窦武等宰割。当天夜里，宦官们歃血为盟，立即发动宫廷政变。

宦官集团的政变行动是：首先，他们拉拢了皇帝的乳母赵娆，让她支持宦官政变；其次，他们杀了皇帝身边的宦官山冰等，蒙骗年幼的灵帝，将印、玺、符、节抢手；再次，他们劫持窦太后，将她转移并软禁；此外，他们强力胁迫尚书假传诏令，下令追捕窦武、陈蕃等。

陈蕃虽已年过八旬，但反应依然很快，当他得知宦官政变的消息之后，立即率太尉府僚以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想去控制尚书台，但到尚书门终因寡不敌众被“阉党”所擒，当天被杀害。

窦武得知消息后也反应快速，他知道此事军队的重要性，他立即进入步兵营，带兵想与“阉党”对抗，不过，事遇凑巧，当时，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之前出征，此时正率兵回京师，宦官假传的诏令骗了他，因局势不明，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兵士，与宦官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联手，合力进攻窦武。窦武被强势的兵力团团围住，他心知已难取胜，为了避免受辱，他选择了自尽。

接着，窦氏一族以及窦武的宾客姻属，还有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宦官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士大夫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宦官乘机诛杀异己，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宦官虽不知，只将他禁锢，但巴肃很有担当，不想隐瞒，自己投案，也被杀了。陈蕃的好友朱震收葬了陈蕃的尸体，隐藏了陈蕃的儿子陈逸，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皆受酷刑，但他们死也不透露陈逸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窦武的尸体，并为他发丧，胡腾也被禁锢终生。胡腾收留了窦武的孙子窦辅，认作自己的儿子，并将其藏匿于零陵，留下了窦武一族的根。

曹节等宦官政变成功之后，张奂因领兵进攻窦武有大攻，被提升为大司农，并封侯。可是，张奂心里有愧，非常后悔，他恨自己被曹节等所骗，残害忠良，已铸成不可改正的大错，他拒绝封赏，不肯受大司农之印。

张奂不能原谅自己，不久，天象有异常变化，张奂及时上书灵帝，请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之职。灵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当时宦官一党已牢牢把持朝政，他们继续以谗言左右灵帝的想法，不久，张奂被追求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罚俸三月，最后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被灵帝拒绝，不仅谢弼被贬职，后被宦官杀害。

朝中频频有人为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喊冤，宦官们知道这些名士名望还在，他们不敢放手，于是，他们进一步向灵帝进行诬告，宦官们诬陷党人志在社稷，蓄意谋反。而毫无主见的年轻皇帝很快又被蒙骗了，汉灵帝立即下旨，追查士人党羽。于是，一场大冤案席卷朝野。

李膺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一百余人，在下狱时被处死；在各地被逮捕、杀害、流徙、囚禁的士人有近七百人。因收留士人而被灭门的达数十家。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实，“党锢之祸”在灵帝统治时一直没有结束，熹平五年（公元176年）闰五月，也即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八年之后，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为名士平反。灵帝不但不听，反而逮捕并处死了曹鸾。而且，灵帝还下诏，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直到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兴起，汉灵帝怕两面受敌，才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何进欲诛杀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但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死了，豪族官僚袁绍以为何进复仇为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这才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后后来，司徒王允用美女貂蝉设美人计，离间董卓与吕布，杀了董卓，主持朝政，王允等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党锢之祸”的冤案才算洗清，不过，此时，东汉王朝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沿了。

恒帝剧照

第三，“党锢之祸”的影响和历史教训

（一）“党锢之祸”是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与外戚政权夺利的所出现的士大夫联合朝中其他力量反抗宦官专权的一场激烈斗争，虽然说，这一斗争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但这毕竟是一场是士大夫的杰出代表，面对宦官专权所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朝局混乱，勇于挺身而出，敢于与强权抗争，扬清激浊，呼喊正义声音的积极斗争，这一斗争在维护和争取士大夫和中下层官僚的利益的同时，为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广大民众的呼声，也客观上对广大民众争取利益是有利的，有一定的正义性。

（二）“党锢之祸”虽然失败了，但在东汉桓、灵二帝之时，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士大夫能在朝局中显示自己的力量，能积极、坦然地与强势的宦官抗争，并能与外戚、豪强等联手，显示了士大夫的“清议”力量，留下了千古留名的名士声望。名臣陈蕃等人能有机会主持朝政大局，李膺等刚正不屈，正义凛然，威名远扬，给后代士大夫留下了很大的精神财富，鼓舞一代代名士鼓起勇气大胆“清议”。虽然说两次“党锢之祸”之后，清廉正气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但这并没有损坏名士们的名气，反而让名气更大，影响更广，“党锢之祸”中的士大夫们虽败犹荣，他们的被害或被禁锢，鼓励反专权，呼唤正义。

（三）“党锢之祸”的过程也是士大夫竭力与宦官集团抗争的过程，面对着专权擅政、为所欲为的宦官集团，士大夫们敢于站出来，敢于义无反顾地与宦官斗，敢于为正义、公道犯言直谏，直接揭露宦官专权对朝局的危害，抨击宦官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士大夫们两次“清议”，两次抗争，皆以他们的死亡或被禁锢来昭显正义，这使宦官的罪恶更明显显露，是朝廷的黑暗暴露得更明显，这有利于激励中下层官员反宦官的勇气，并进而激起民变。后来出现的黄巾起义，不能不说也与此有关。士大夫、贵族名士离心于皇帝，敌视专权者，这成了东汉末期黄巾起义的重要的促成条件，后来的群雄并起，便是士大夫、贵族名士反抗官宦专权力量的延续，“党锢之祸”是东汉走向灭亡的伏笔。

（四）从朝局看，当时，桓帝驾崩，而他无子，窦后和窦武谋划后，便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窦太后临朝，窦武虽为外戚，但没有强势专权，反而与名士陈蕃等是能靠在一起的，陈蕃曾有恩于窦氏，陈蕃与窦武筹谋诛杀弄权的宦官，但消息泄露，陈蕃失败被害，窦武自杀，太后被被迁禁抑郁而死。灵帝太没有出息了，他长大之后，不但不整顿朝政，反而更崇信宦官，任其把持朝政，搞乱朝局，使“清议”的士大夫们反宦官之后不是被杀就是被禁锢。这表明，官宦专权乱政的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士大夫联合贵族，联手外戚，依然无法战胜宦官集团，宦官专权更厉害了，到灵帝时，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被封侯，还有封地，宦官们占据了政治、经济上的有利地位，他们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集团，专权局势越来越严重，已经为东汉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五）范晔与《后汉书》总结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这分析很到位。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道出了事件的本质：“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没错，“党锢之祸”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本，范晔说得对，“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而司马迁指出的“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才是“党锢之祸”所导致的结果。（六）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党锢之祸”中士大夫们连续两次的大失败，有一个根本问题便是士大夫官员们只重视“清议”，只知道讨伐，忽略了朝中权力的掌控，更忽略对于兵权的掌握，因处事不谨，让宦官不仅挟持了皇帝，而且还掌控兵权，比如，桓帝时期，曹节任中常侍、奉车都尉，而王甫掌握着虎贲军、羽林军，宦官们有了兵权，搞政变就有了实力，他们利用掌握的军队，控制朝中大臣，占领尚书台，抢夺将印、玺、符、节，劫持窦太后，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并领兵追捕窦武、陈蕃等。士大夫忽略兵权，导致了在与宦官集团的争斗中彻底失败了，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可惜，深刻的教训经常没有被记住，东汉之后，在晚唐、明朝等朝代，士大夫和官僚们依然没有能抑制住宦官专权，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败在官宦集团的手里，最终，因宦官专权而使他们所在的王朝走向衰亡。

（七）“党锢之祸”表现了李膺、范滂等党人忧国忧民，怒斥奸邪，犯言直谏，务实诚恳名士风范，体现了他们勇于为民请命，敢于舍身求法的正义追求，他们是竖起脊梁在坚持“清议”的，他们勇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的精神，在后世影响非常大，一直在激励后世士人们反对专权，抨击政治腐败。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东汉党人李膺、范滂等在反宦官的斗争所表现出的，也是有很硬的脊梁骨，他们竖起了勇敢“清议”的士人形象，竖起了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形象。

当时党人们的“清议”行动，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在反对宦官集团的问题上，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而宦官集团压制党人，诛杀士大夫中的精英人士，禁锢名士，宦官专权如此猖獗，这恰恰反映出恒帝、灵帝时，朝局已经病入膏肓，离灭亡不远了。

腐败的东汉朝局，宦官大肆擅权，得封侯，获封地，架空皇帝，诛杀名臣，专横跋扈，东汉一直让宦官把持朝政，贪赃枉法，这岂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