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画像

短暂出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

整体瘫痪的州县队伍

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是与太平军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却不忘一项重要工作，选拔优秀县官，对所辖区域州县官员进行大幅度洗牌。

众所周知，在曾国藩的亲自培养和推荐下，产生了一大批高级官僚，他们一度都成了封疆大吏，影响了整个晚清历史。然而在曾国藩看来，重建基层州县干部梯队，唤起一批风清气正的为政环境，比简单推荐几个大员更为重要。

就在整个战事最吃紧、关键的时刻，曾国藩为何把选拔优秀知县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这要上升到曾国藩人才观和干部梯队建设的层次上来解读。

自秦代创立郡县制以来，“百代多行秦政制”到了清代，郡县制已经实行几千年，到了清代，这一制度呈现出明显的疲态，官员队伍整体素质日趋沉沦下降，不断由买官卖官组成广泛利益集团，直接加剧了与民众矛盾，全面腐败是导致了史上最大的太平军农民起义运动的根本原因。

以州县衙门纵横的基层政治架构，权利不容小觑，加之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式的权利集中，又无明显有效的监察制度，遂导致清代地方官极端贪污腐化。清代的州县官员拥有直接收税权，给他们贪腐提供了巨大空间可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县也当以此类推，一步步进行盘剥。虽然清代衙门以风格大多将天花板都漆成红色，地板上铺着篾席，意思是坐在这暖阁的州县官员办事要凭良心，否则便要“天诛地灭”与此同时，清代衙门不乏廉政文化建设，各衙门大堂多书写“清慎勤”三字作为匾额，这本是《晋书》里的一个故事：李绪之子李秉很有才干，曾担任泰州地方官，他过去在司马懿身边时，有三位官员来见，回去的时候，司马懿对它们三个说：“为官长应当做到清、慎、勤。具有这三种素养，还用担心治理不好自己管辖的地方吗？”司马懿又问：“必不得已要有所取舍的时候，这三者哪个最重要？”有人回答说：“清为本”一旁的李秉说：“清、慎之道，相辅相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司马懿赞赏说：“你的话抓住了要领。”

曾国藩兄弟画像

然而在清代官场所谓的“清慎勤”早已成了一个装点门面的匾额而已，官场各项监管措施趋于瘫痪。

在清代有这样的谚语：“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发财最好当知县，唯有中书最冷清”为此除了科举当知县外，捐官做知县更是将这州县贪腐引向深度发展。不仅如此，这些州县用清代袁枚的话说就是“为大官做奴”，服务好了，便有更多升迁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巴结，甚至行贿，结成利益集团：“督抚营私，州县钻营，皆自首县始”。

曾国藩三十岁给自己立下一个誓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耻，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理学的修养加之个人宏大抱负，使得曾国藩早年便与历代清廉官吏站在一条战线。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以理学名世，他一生清正廉洁，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曾国藩对此有着更为清晰的界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做官是为做大事，而非用权利谋一己之私。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第一个举动就是拒绝任何官场潜规则。在清代，上级视察，地方官要迎接多远，用什么级别宴席节哀，安排听几次戏，临走送多少钱，这些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与曾国藩同期教长的官员张集馨对此有着生动描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在这些州县官员的影响下，工作人员俨然成了乌合之众。《清俾类钞》形象记载了州县工作人员的动态：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躁，四曰鹄立。就是说那些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由于官场从上到下风气败坏，这些人都是混日子不作为。因此如乌合之众，赶在天亮前像蚊蝇一样聚到县衙，吵吵嚷嚷如同鸦聒鹊躁，最后在堂上梆发炮响，各自像“鹄立”。

清代官员众生相

显然曾国藩对此认识深刻，他认为，整个大清州县官员普遍存在风气不正，当官不为、乱作为现象。这些已经侵蚀整个官僚系统。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危害，他说，吏治到今天已经坏到极点，要挽救王朝危机，就必须从吏治下手。“若不从吏治入手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可谓真有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勇气宣言。自从他作了封疆大吏之后，开始切实地对吏治采取行动。

不搞形式主义上的迎来送往。

正因为这样的深刻认识，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后要求手下绝对不允许对自己“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一系列的官场迎送形式。之后便是所谓的官场礼尚往来问题，曾国藩十分重视这其中的利害问题。首先他从自己身边工作人员抓起。由于势必接触地方官员，所以他特地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这其中专门讲了如何处理礼品：“不许收受银礼……不准凌辱州县……不准收受丝毫礼物……”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至于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无论茶叶、小菜，以及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

在严格规章之后，曾国藩都会严格按照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晚清整个官场风气不好，上下级一些基本的人情往来，曾国藩并能彻底拒绝，在这样的时候，他总会捡一点价值最轻的作为纪念性礼物。有一次庐州知府知道曾国藩住处缺少生活必需品后，他马上派人送来了一批起居用品。曾国藩看到后心生感动，知道也是下属关怀自己，不忍拒绝，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作为“礼尚往来“曾国藩亲自给他回了一封信算作礼品。他在信中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了七种草席。”并且还解释了收草席是《易经》里的象征意义，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其一根，则会牵引其他，这是吉利的象征。

还有一次，他手下干将鲍超送给他很多战利品的古玩珠宝。曾国藩一看只是从中挑了一顶小帽，其他全部送还。“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

一人之力整治州县

如果拒绝官场潜规则是作风建设，那么从出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后，则是开始大刀阔斧的州县官吏严格治理。

曾国藩虽然没做过州县级别的地方官，但却非常重视州县基层，认为：“做官当以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这些直接治理民众的官吏，对百姓的影响最直接，好官可以造福一方，贪官则可为害一方，这个位置的双刃剑甚至关乎国家兴衰。对选任州县官员的标准，曾国藩提出大体要具备三点：“血性、廉洁、明白”，在和胡林翼的书信中，以极其渴望人才的口吻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这种深刻认识到了州县在整个官场的重要位置，是真正的治民之官，关系到最底层民众的切身利害。晚清的方大湜说：“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既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

为了缓冲官场各种腐朽的“陋规”，革除无能官吏，重新打造一支优秀地方州县干部，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在被困祁门的时候，还没解除随时遭遇全军覆没危险，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的优劣。同时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的干部情况。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办法，在衙门口放一个木箱子，名为举劾箱。号召鼓励所有军民实名举报贪污步伐官员，总督掩门对举报人保护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他到处物色能胜任知县的人员，以便在安徽树立清廉的榜样，以此净化基层干部风气。请朋友们推荐人才时说：

曾国藩书信

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多次感叹“乏才之患”，认为国家出现的问题很多，归根结底就是整个社会风气不正，能够保守本色的人才越来越少。望江县令到任，曾国藩也这样批示：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

由于军务太忙，把这件事情具体交给了湘军统领李元度去办，告诫他说：“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曾国藩在安徽巡抚翁同书勉强合作下，还想更换皖北的大部分官员。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曾国藩迫切希望坚持他的“人存而后政举”的思路能够发展下去，就是希望重振儒家人生信条，为万世开太平。只有逐步建成优秀合格的州县官吏队伍，这些远大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从出任两江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断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在给出任庐江县令的批语中这样写道：“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在给冯卓怀的禀文上，他也这样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

在选任州县官时，延续选拔湘军标准，凡是官气重，说套话、空话的一概不用。“有操守，没官气，多条理，少大言。”

曾国藩总结人才时总结提出：“大抵人才约又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总而言之，他要求州县官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曾国藩由于为政极其廉洁，所以对提拔任用的官员要求也极高，但是晚清官场风气未开，整体素质日益沉沦，局部上的改变还是差强人意。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

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可以说，大清州县官员已经到了无人可选地步，整个选拔人才通道已经全部锁死。

曾国藩故居

以此可见曾国藩在此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也同时反映了他在构建州县队伍的要求标准和迫切心情。在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又发现，这个帝都的官场风气素质更是不堪。在保定的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非常震惊。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说道：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

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嘉庆时期，州县的司法已经发展到不作为或是胡作非为的地步。嘉庆初期，盗贼问题已经日趋严重，甚至到了州县官吏与贼寇勾结的地步。当时即有民间谚语：“杀人的知州，灭门的知县，要把财发，必要估家。要吃饭，做知县，要知县，穿绸缎”《中国的科名》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曾国藩这一时期，已经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地步。曾国藩开始着手对直隶官员进行摸底调研考察。在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参劾官吏向朝廷统一进行了汇报。参劾的十一名不称职人员均为知县、知州以上官吏。曾国藩详细列举了他们的主要劣迹“性情卑鄙，操守不洁”、“ 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 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的地步。

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 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晚清审案现场

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 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与此同时，曾国藩通过考察，提拔了一批读书人做州县官吏，重点集中在德才和办事方面。在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对工作不作为的十名知县给予撤职处分，对工作中取得实效进展的给予表扬提拔。在一些列措施的带动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没结清的旧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已经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重大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从两江总督到直隶总督，曾国藩在构建州县干部和清理官场不作为等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精力，用他的话就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然而面对大清日益的官场道德滑坡的整体情形下，曾国藩遗憾地向好友郭嵩焘倾诉说：“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这里虽然多少有自谦之词，表达了他力不从心之感，这个曾打赢近代以来死亡最惨重战役的人最终在整治官场习气方面还是承认自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