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所以强盛，不是采用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也不是采用墨家的非攻兼爱，而是采用了韩非子、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

提起酷吏，最难忘的是“请君入瓮”的故事，说的是武则天时代两个最著名的酷吏的故事。武则天最重用的两个酷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被人举报谋反，武则天让来俊臣审判周兴，这两个酷吏本是同事，经常交流审判经验和技巧，这次轮到一个审判另一个，这可难倒了来俊臣。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摆上酒宴请周兴吃饭，假装向周兴请教审判犯人的“绝招”。周兴得意洋洋地向来俊臣介绍了一个瓮烤犯人的办法，来俊臣很高兴，马上弄来一个大瓮，大火点燃，请来周兴进去。结果周兴不待瓮烤，就跪下招供了。

请君入瓮

武则天最重用周兴与来俊臣，却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审判他们，赤裸裸地说明，酷吏只是皇帝统治天下的工具，没有丝毫的君臣恩情。那么，为什么皇帝爱用酷吏呢？用仁臣以德治国不是更好吗？酷吏揭开了皇帝外儒内法的真谛

秦朝之所以强盛，不是采用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也不是采用墨家的非攻兼爱，而是采用了韩非子、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诸子百家之中，法家和兵家思想是战国时期最有效的治国思想，故被许多诸侯采用。秦国是贯彻实施最好的诸侯国，故能扫平六国，一统华夏。

韩非子与孔子

汉朝取代了秦朝，称秦朝为“暴秦”。但汉朝弃用了秦朝的治国方略了吗？表面上弃用了，不管是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给人一种以德治国的感觉。但实际上，汉朝是“外儒内法”，骨子里还是秦朝的法制，还是韩非、李斯的思想。在执行“外儒内法”的方略上，重用酷吏便成了最有效的选择。

历史上有许多酷吏，除了武则天时代有名的周兴与来俊臣外，汉朝的酷吏是最多最有名的。汉朝十大酷吏，有侯封、 郅都 、 张汤 、赵禹、 宁成 、义纵、减宣、杜周、 周阳由、王温舒，个个都是皇帝的“能干之臣”，为大汉四百年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讲法律、讲原则的仁臣比起来，酷吏更有利于贯彻执行皇帝的意志，包拯、魏征那样的忠臣，敢当面向皇帝吐唾沫，刚正不阿地指出皇帝的过失，皇帝难道真的喜欢这样吗？非也。实际上皇帝并不喜欢，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用而已。在朝廷大臣中，皇帝最欣赏的，是酷吏。因为只有酷吏，才能最大限度地贯彻皇帝外儒内法的国策。酷吏是皇帝意志最坚决的执行者

虽然封建王朝外儒内法，但真正的法律，并不象现在所讲的“依法治国”。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管对不对，都是“法律”，而且是“最高法”，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你敢跟皇帝讲“理”，那你就是“违法”，犯了抗旨不尊的大罪，不单自己死，而且可以灭三族或九族的。所以在皇帝那里无理可讲，他的念头便是最大的理。

现在说起来，这样太荒唐了。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许多昏君、暴君。明君虽有，但数量远远没有昏君、暴君多。这么荒唐的事情需要执行，谁来执行？靠讲原则的儒学大师们执行，是最不得力的。因为他们爱叫真，爱讲理，爱拿出圣人说的话。明君可以听贤臣讲理，但哪有那么多明君呢？这个时候，酷吏就闪亮登场了。他们不是唯法是尊，而是唯皇帝的旨意是尊。

杜周

《酷吏列传》里所说的酷吏杜周，有一段话最有代表性。是这么说的：“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狱。”。皇帝想排挤的，酷吏就诬陷他，用严酷的刑罚让他招供，屈打成招的比比皆是，小罪重罚的比比皆是；皇帝想释放的，即便有罪，也要想办法采用拖的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解决。一切以皇帝的好恶定夺。据说有一个人请教酷吏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你身为官员，是为皇帝判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不遵循现成的法律，而以皇帝好恶行事，难道就这样当官判案吗？杜周是怎么回答的呢？前朝皇帝说的话成为法律，本朝皇帝说的话也是法律，我现在是以本朝的法律行事，还在乎前朝的法律吗？典型的实用主义，权大于法，现世现用哲学。但恰恰是这样的人，才是皇帝心目中的“忠臣”。正象秦桧与岳飞，大家认为岳飞是忠臣，但皇帝心目中秦桧才是。因为秦桧执行皇帝的议和路线，而岳飞却逆皇帝旨意而行，主张抗战。酷吏在特定时代发挥更好的统治作用

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的”，酷吏的存在，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比如说秦朝过渡到汉朝后，皇帝利用酷吏以暴制暴，打击豪强，同时也严厉打击了社会上的“二流子”、“混混”。地方上的“土皇帝”，是连官员都看不上的，但他们最怕酷吏。因为酷吏铁血无情，动辄诛其九族，用朝廷的力量让这些“土皇帝”坐不稳。不但地方上豪强怕“酷吏”，就连强悍的匈奴，都怕酷吏。汉景帝时有个酷吏叫郅都，当他就任雁门太守时，匈奴闻其名惊恐万分，竟然下令全军后撤，远离雁门。到郅都死了，很长时间都不敢靠近雁门郡。

张汤

汉朝有许多用酷吏治理地方的故事，比如汉景帝时期的郅都，用严酷的办法打击豪强，镇住了地方，史载经过他的治理，“郡中不拾遗”。汉武帝时期的酷吏义纵，担任河内郡都尉，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也是达到了“道不拾遗”的地步。

汉朝与唐朝的酷吏不同，汉朝的酷吏多清官，比如酷吏张汤，死后家里只有皇帝赏赐的五百金，出殡很寒酸。而唐朝的酷吏一个比一个贪婪，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汉、唐的国情不同。但不管是哪里哪代，皇帝都将酷吏作为他执政的最强硬棋子，原因就是酷吏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对违反皇帝意志的人之绝对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