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近年来重大的发现之一，为1933 年范成和尚在山西赵城县所发现的金藏。此藏的发现，一方面厘清先前佛教界和学术界对金藏的雕印许多不正确的传说和看法，如把雕印者崔法珍视为明朝人，或怀疑金藏的存在。[1]一方面大规模的重现汉文第一个刻本开宝藏的风华， 盖此藏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开宝藏的覆刻本。日本于1924 年进行大正藏编辑时，从未考虑过金藏的存在。因此它的出现，震动日本佛教界。[2]

此藏的研究首推蒋唯心于1934 年前往赵城县所做的调查，并于该年年底发表〈金藏雕印始末考〉于国风杂志。[3]由于现在金藏散落严重，当时蒋氏的调查，变成今日不可获缺的文献。1959 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31 种555 卷汉文藏经，[4]皆与为赵城金藏同一版式，所差者仅为裱装为大集庆寺，宿白遂撰〈赵城金藏与弘法藏〉，[5]进一步考证金藏与元弘法藏之间的关系。其他学者不过复述上述两人研究的成果。

[1]蔡运辰，《金藏目录校释》，台北：新文丰，1976 ，页2-3 。

[2]日本佛教界当时纷纷撰文介绍此事。1935 年常盘大定，〈金藏の发现について〉，《宗教研究》，新12 卷2 号；横超慧日，〈新出金版藏经を见て〉，东京：《东方学报》，第五册续编；1936 年，冢本善隆，〈金刻大藏经の发见とその刊行〉，《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v.1 ，1936.08 ，167-191 。

[3]此文最早出版于当年12 月的《国风杂志》，第二年，由金陵刻经院出版单行本。本文据此单行本，参考蒋氏的意见。

[4]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文物》，1960, 八、九期合刊。

[5]此文刊载于《现代佛学》，1964 年第二期，页13-22 。我从《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北：大乘文化，1977 ，291-313 ）转用此文。

在蒋氏前往调查前，金藏已经被人偷窃。蒋氏调查之后，金藏又被人偷盗一百多卷，在北平古玩店流传。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此藏落入中共手中。1949 年4 月30 日转运到北平，经过长时间的修补，1982 年竣工，此藏成为国宝。[6] 1984 年起以金藏为底本编《中华大藏经》。

中国大陆在编印《中华大藏经》时，曾对对大陆与台湾各地保存的金藏作了一个普查。根据普查，包含南港中央研究院少量所藏，流通在北京以外的赵城金藏，共有33 卷。对照蒋唯心当年所见的金藏，现在只存有4813 卷，144 卷遗失了。[7]

去年年初我偶然翻阅《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1986 年) ，发现国家图书馆藏有三件著录「金皇统至大定间解州天宁寺刊大藏经」金代刻印的佛经。经当时卢主任慨予以调阅，证实我心中的怀疑，它们果然属于赵城金藏的一部分。此三件佛经不但不为国图所知，也全然不为中国大陆所知。我再和《中华大藏经》对照，发现国图这三件佛经应该是大陆以为已不知去向的144 卷中的四卷；因此中国大陆在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以大宝集寺本与高丽本补这三件所缺的佛经。去年底承新任善本室顾主任惠予重新调阅并和大集庆寺本与高丽本相互校勘后，进一步发现国图这三件佛经在金藏佛经版本传承上有特殊的意义，它们可以补充并更正相关文献的记载，遂撰此文，以供方家指正。

一

此三件佛经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如下：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存一卷一卷唐释玄奘译金皇统至大定间解州天宁寺刊大藏经卷子本存卷五百七十二（页六八四）

付法因缘传存 一卷一卷 元魏释吉迦夜、昙曜同译金皇统至大定间解州天宁寺刊大藏经卷子本存卷二（页六九０）

[6]从展握金藏到发行金藏的过程，参见下面两文：李万里，〈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法音》，1988 年12 月，32-38. 李凭, 〈救护赵城金藏的策划者力空法师行略〉, 《文献》，n.2 ，1995.02 ，109-132 。

[7]童玮，《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9 ，页12 。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存 二卷二卷 唐释彦悰编 金皇统至大定间解州天宁寺刊大藏经卷子本存卷三、卷六（页七０六）

经与原刊本对照，《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五百七十二为全卷，为珍字号共24 张，卷子，无轴。文字雕印地苍劲有力。在第一张上，有长5.3cm ，宽4.9cm 朱红方印，上有「兴国院大藏经」六字。下有篆刻「溥泉」二字朱红方印一方。纸质黄褐色、略硬，为蜡黄纸。第二张上有墨书「一顶」二字。（见图版一和二）

《付法因缘传》卷二缺第一张，为飞字号，第二张至卷尾第十七张。卷子，无轴。此卷如同《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五百七十二，第一张与卷首释迦说法图与全卷分离，不知去向。文字雕工同《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苍劲有力。第二张右上有「张继」方印。纸质黄褐色、略硬，也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同，为蜡黄纸。（见图版三）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三、卷六为两全卷，右字号。卷三有二十二张，卷六有十九张。黄裱赤轴，两卷卷首皆裱有释迦说法图。右题「赵城广胜寺」。刻工不佳，每张版面大小不一。纸质略白，较软，为白桑皮纸。卷三末盖有朱红楷书莲花方印，长约12 公分，宽约3.3 公分，上有「印藏经会首僧祖美」六字。（见图版四和五）卷六亦有此长方形印记，但字迹漫涣。

图版四（自摄）

三件佛经皆是每行14 字，每页23 行。经名、卷号、千字文号置于卷首第一行，第二行刻上译者或编纂者。第二页起加注张数于千字文号下。卷末空一行，再刻以经名、卷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和《付法因缘传》纸宽皆为31.5 公分，长约为47.5 公分。《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纸宽 29.3 公分，长 约48 公分；比前两个佛经略窄。三者版面宽约22 公分，长47 公分，但《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有若干版面如卷三第六张可窄到宽21 公分。从外表的纸张大小，纸张的材质与刻工的水平，即可判断三件佛经并非出于同时、同地或同一版雕印，它们可分为两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和《付法因缘传》为一组，《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为另一组。

就刻印的形式、纸张的质料与章记均可说明这是1933 年在山西赵城县所发现的经藏。但我认为国图把《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刻印的时间与地点登录为「金皇统至大定间解州天宁寺刊大藏经」并不正确。[8]它应是元朝对金藏的补刻本。

国图的登录者显然受了周叔迦影响。周叔迦在〈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首先把赵城金藏订为「金皇统至大定间解州天宁寺刊大藏经」。周氏此说简化蒋唯心的考订，他虽然在文中提到补雕问题，但是没有深论。[9]国图的登录进一步简化周氏之说，结果产生三个弊病。第一、若不是熟于佛经刻本，无人知道这三件佛经是赵城金藏的一部份；第二、从佛经的刻印源流上说，赵城金藏最为复杂，此三件佛经恰好反映了这复杂性，如此登录不能反映此复杂性。

二

根据蒋氏的研究，这批佛经共存有4957 卷，四分之三属于金代所刻，其他四分之一为元代所补刻，还有一小部分为明、清两代补刻的佛经。从金朝所刻的佛经的题记里，可以断定这是以山西解州天宁寺为核心，四周乡邑人出资所刻。刻经的发起人为一女子崔法珍。时间大约于1149 年至1173 年。因取多数刻印经本刻印的时间，蒋唯心说：「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今天我们习惯上称它为「赵城金藏」，是指它发现的地点，而不是刻经的地点；此外，说它是金藏，是指它大部分的佛经为金代所刻。[10]

但是何以解州所刻印的佛经会出现在赵城的广胜寺？为何又混了元刻的佛经？这就涉及了金藏的流传。我们可以综合蒋唯心和宿白的研究做如下叙述。

金熙宗天德元年（1149 ）崔法珍发心刻印大藏经。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3 ）年，全藏刻印完成后，由崔法珍上呈金世宗，因而受封为弘教大师。

[8]国图早期把这三件佛经登录为金平水刊卷子本, 见《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1971 年, 页79,369,1294 。以及《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 台北: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1, 13-14 。

[9]转引自《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北：大乘文化，1977 ，67-92 。

[10]蒋氏其实也犯了一错误，以为金藏全依《开宝藏》。今天我们知道，这批藏经还包含北宋新入藏的佛经以及约四十卷辽刻佛经。见童玮，前引文，1-2 。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 ）经版达京师，置于弘法寺。两年后，经版指定放在弘法寺的西侧。大定二十九年（1189 ）济州普照寺住寺照公前往北京弘法寺印经以建立经轮。[11]金章宗大安元年（1206 年），睢城考城县太平兴国禅院从弘法寺也请印佛经一大藏。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弘法寺的佛经成为北方、高丽诸地佛藏的来源。[12]

1234 年，蒙古灭金。蒋氏与宿白以为经版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毁坏了许多。因此从金亡两年后，即元太宗八年（1236 ）起，由耶律楚材主事，大规模地补刻大藏经。补刻的时间大概长达二十年。但这不是官刻，而是由各地方官（主要在北方中书行省下的州县）提倡、募资，在各地方由地方刻工完成。补刻完的佛经乃成为元朝的弘法藏。凑巧广胜寺有若干佛经同时有原刻本与补刻本，蒋唯心两相比较后，认为元代所刻的佛经，刻工不佳。

补刻完的弘法藏再度成为北方佛藏的来源。1256 年张从录为大宝集寺[13]向弘法寺请印佛藏。中统三年（1263 ），广胜寺在元世祖统治时成立了一个印经会，印经会首之一，即《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朱色长方形印中的僧祖美，向北京弘法寺请印全藏，[14]把请印来的佛经散本，在广胜寺裱装成卷子，加上释迦说法图，注明「赵城广胜寺」字样，说明为广胜寺所藏。若印来时有缺页，广胜寺僧就用原寺藏的旧经本补写。

此后，元世祖再添了一些北宋以来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 ）新译未入藏的佛经两百五十六卷，并以它作底本，从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1287 ）夏和西藏大藏经对勘，校勘所得的新经录即是《至元法宝勘同录》。[15]而《至元录》晚到1306 年才刊行。

在研究国图的三件佛经时，我对延续金藏的元弘法藏可再提出两点补

[11]蒋氏从《金文最》111 卷引碑铭证之。但我手上的版本，应在56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苏州书局1895 年版，页584 。

[12]守其曾「遍聚北宋官版…. 丹本」（〈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缘起〉，《法宝总目录》，第二册，439 下）校勘高丽续藏经，一定包含了金藏，因金藏覆刻北宋官藏。

[13]见萨迦寺发现的汉译佛经卷末题记：「蒙古蒙哥皇帝福荫里，燕京南卢龙坊居住奉佛弟子权府张从录、妻王从惠、自女张氏，感如来之附嘱，贺圣朝之弘恩，发心施财，命工印造释迦遗法三乘等施财印造大藏经。贝叶灵文一大藏，成一黄卷，贮以琅函，安置在京大宝集寺，祈斯圣教永远 … 丙辰（1256 ）年六月朔。」

[14]蒋氏在文中误题「印经会首祖美」，参照他所附的图片，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实物，可断定他漏写了「僧」字。

[15]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至元录》的所收宋以前的佛经与金藏相同，元世祖编《至元录》时，若干宋金刻本的佛经已经遗失了。见蔡运辰，前引书，页10-19 。这些佛经大概在元灭金的战火中殄灭。

充。（1 ）元代寺庙向弘法寺请印藏经时，所得到的佛经应都是散本。请印的寺庙再把这些散本带回寺中，裱装成卷子。加上卷扉的图像，以大宝集寺为例，是护法神图，并注明「大宝集寺」字样，以说明为大宝集寺所藏。一如广胜寺改以释迦说法图并注明「赵城广胜寺」。这可从佛经上雕工姓名的注明可知。蒋唯心在调查补雕的金藏时，注明若干此类佛经上有雕工的姓名，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珍帙卷五七九第二十六纸记「本寺王普慈刁」 。在大宝集寺本，此卷佛经上的同一地方也见此雕工名，[16]证明广胜寺的佛经与大宝集寺的佛经出于同源，即弘法寺的经版。（2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载元世祖（1260-1293 在位）时「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17]并且「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标芳号，遍布天下。」[18]念常对补雕与佛经再分类两事发生的时间记载的太笼统。我们可以从广胜寺请印佛经一事以及比较金藏目录和《至元录》的内容可以断定，北宋初期所译的佛经已经收入金藏，补雕的佛经必定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即1260-62 ，已经完成。[19]收入《至元录》的佛经乃是元代1262-1285年之间新译的佛经；数量不多。所谓「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标芳号，遍布天下」是指《至元录》对传统经录分类的原则作了调整，以三藏为纲，再分大小乘；而不是先前《开元录》的传统，以大小乘为纲，再下分三藏。

根据前人的研究，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件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和《付法因缘传》必定为金藏原刻本，其中《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为1206 年睢城考城县太平兴国禅院从弘法寺请印而来的遗物。《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为元代补刻之佛经，补刻的地点不详。

至于何以兴国院的藏经会流入赵城广胜寺，蒋氏根据寺内所留延佑六年（1319 ）〈重修明应王殿碑〉：「泉之北古建大刹精蓝，揭名曰广胜，不虚誉耳…世祖薛禅皇帝御容，佛之舍利，恩赐藏经在焉。」以为全藏既是寺内僧侣请印而来，元世祖赐与广胜寺的佛经必定是兴国院的遗物。宿白对此说怀疑，因弘法寺的经版补刻完成，皇帝无须再用旧物赐广胜寺。[20]我个人怀疑，广胜寺的主持在元初向弘法寺请经之前，曾经收购兴国院所藏佛经，但兴国院

[16]《中华大藏经》，卷六，784 下。

[17]《佛祖历代通载》，T49, no. 2036, p. 724, b14~16 。

[18]同上注，T49, no. 2036, p. 724, b26~27 。

[19]蒋唯心对金藏的价值只说对了一部份，他说此藏为开宝藏的覆刻本，此为确论，但他忽视了《开宝藏》以后宋代所翻译的佛经也包含在金藏中。

[20]宿白，前引文，307 。

藏经不全，遂有请印全藏之举。请印来的佛经若是有缺页，广胜寺僧侣可用旧本补钞，旧本大概是兴国院旧物。此外请印来的藏经部分应为「恩赐」。至于兴国院，不应为显赫之寺庙。今查民初所编的河南考城县地方志，兴国院全然不提，此寺已是昨日黄花，不复留在人们记忆中。

三

当1984 年，中国大陆亟想建立《中华大藏经》之权威地位以与日本《大正藏》抗衡，[21]遂以金藏为底本，盖金藏为《开宝藏》的覆刻本，此为蒋氏阐明，众人所公认。《开宝藏》为刻本佛经之祖，且刻工精美，校勘精良，但是现在几乎无存于世，[22]金藏遂成为希世珍品。以金藏为底本重编大藏经有溯本正源之势。《中华大藏经》又以多过《大正藏》各种刻本藏经校勘，有集各刻本佛经文本之大成之势。但以大宝集寺本补《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五七二卷，以高丽藏本补《付法因缘传》卷二、《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三与卷六，不思请求向国图调用，遂成此藏经编辑上的小疵。

我拿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卷子与之对勘，发现两件有趣的事情，一可补只以文献记载研究金藏之不足，一可说明《大正藏》的底本《高丽藏》（1236- 1252 年续雕），在校勘上远比同时期的元朝补刻本高明。

我先把校勘的结果，作表如下。「大本」为大宝集寺本的简称；「广本」，广胜寺本的简称；「丽本」，高丽藏的简称。校勘中若某一版本缺对应的字，用「X 」表之。「张」下的数字指原卷的某一张数；「行」只该张数的某一行数。

1﹒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五七二

张行 大本 广本

11 11 十 一

14 9 碍惑疑惑

[21]据慧敏法师所言，中国大陆方面曾与他接触，希望CBETA 以《中华大藏经》为电子藏经的底本，其意图显而易见。

[22]李富华，〈开宝藏研究〉，《普门学报》，13 期，2003 ，页181-206 。

根据此卷后的校勘记，所有刻本佛经皆作「一」和「疑惑」。显然，元代补雕相当马虎。若以国图的藏本为底本，必定没有此校勘上的问题。

此外，仔细对照两本经文之雕刻，文字字形、刻法、排列，甚至歪斜角度都一致，惟有若干字在大宝集寺本中较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大宝集寺本仍用旧经版。只是旧经版超过了五十年，有若干处，因其他原因，如被蛀蚀，而有损害，因此需要补雕。方法是，刮除文字不清的地方，补雕若干字，再粘回旧版上。因此文字变得较细。

2﹒ 《付法因缘传》卷二

张 行 丽本广本

3 18 娠身

6 3 泻写

10 1 颁斑

12 19 已以

14 12 泻写

16 17 有八万数凡有八万

除上述六例外，丽本与广本合。再和校勘记比较，丽本必定以《开宝藏》为底本，再参照华南系的藏经更动若干字，但《万寿崇宁藏》以下华南系的藏经，与北方《开宝藏》系的藏经，从校勘上，充分反映出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3﹒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三

张行丽本广本

4 9 慈赐恩赐

4 21 棊基

6 12 利科

7 11 士仕

9 22 弗弗佛佛

15 6 肖霄

15 7 擎敬

15 12 雁应

15 23 员外郎员外

16 5 禀亶

16 8 河可

16 18 改政

17 12 刑形

17 12 关开

18 14 加弘

18 17 经更

18 19 云亡

19 3 彼被

19 5 俗道俗之道

19 5 俗俗俗

19 15 缁繬

20 19 攸彼

20 21 疆畺

21 2 攸彼

21 9 鈒录

21 11 昼一画一

22 23 企仚

22 7 二 x

4﹒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六

张行丽本广本

4 16 明助

5 3 x 惯

5 12 诚恐诚惧

5 13 惧亏亏

5 21 缁繬

9 6 缁繬

13 5 贞圆

13 22 数教

14 14 令仪仪

14 16 匡主

18 13 蓍着

18 16 嫡娇

18 16 斯传传

前面说过，《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三与卷六是元代的补雕本。元代在补雕金藏的同时，高丽藏也同时开雕，彼此没有互相参照，这是为何丽本与广胜寺本在此两卷上文本有如此大的差异。仔细阅读，《丽藏》守其的校读颇为正确。若依前两个佛经的例子，《丽藏》踵随《开宝》藏恐怕更胜于元朝补雕本。

综摄上述校勘的结果，我们可得到下列的结论。（1）元代补雕金藏，原因恐不只是如蒋唯心与宿白所言，经版被毁而已。旧经版也因刷印多次而模糊不清，需要补刻。因此补雕包括就旧经版本身加以修补，或重新开雕新版。（2）补雕散在各地进行，缺乏集中管理，因此刻工不佳，校勘也不良，水平不能与《高丽藏》比。

四

最后，让我们就国图这三件佛经的收藏作点探讨。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和《付法因缘传》卷本上有张继印章来看，此两件佛经必定原是张继之旧藏遗物。蒋唯心在1934 年九月调查赵城金藏时，金藏已经遗失不少，在《金藏雕印始末考》后附有一个简目，对国家图书馆所存的三件佛经，当时是「（天─柰）大般若经六百卷下有「存三百五十九卷（内重出一卷）抄二十四卷」，「（飞）付法因缘传等十一部十七卷，「存九部十二卷」，换言之，《大般若经》和《付法因缘传》已有部分流出，我们不知道张继所藏的这件佛经是否早在蒋氏调查之前已经流出。张继（1882-1947 ）号溥泉，河北沧州人，为老国民党员，同盟会创会会员之一。民初任众议院议长，后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善书法，喜收藏古书、金石拓片。我阅读他日记，见他常提到到何处看碑文、何人送拓片给他，到某人处看古代刻本书籍。以他对古书版本认识的深刻，此两件佛经果然是精品。民国51 年（1962 年），中央图书馆（国图的前身）向他后人买进善本书75 种、345 册，[23]此两件佛经当是那时所购入。

但对《集沙门不应拜俗事等》一书，蒋氏注明「（右）集沙门不应拜俗事等二部九卷，全存。」换言之，当蒋氏检阅时，《集沙门不应拜俗事等》应该是个全本。现在卷三、卷六流入国家图书馆，《中华大藏经》中此经只有卷四是赵城藏本，其他五卷都以高丽本补，显然在1934 年后，金藏仍不断流失中。蒋氏在文末言：「今之藏经，分帙整理，间有错乱，但已在政府详细登记，责守有人，或不致更添遗佚乎？」现在看来，当时看守有失。

过去大陆一直有赵城藏的零本被发现，[24]不意一年前发现台湾竟也有三件保存极佳的宝贝，而且价值不斐，岂不令人喜出望外。揭露之余，若能对金藏增添认识之功，抑不亦快哉？

[23]封思毅，〈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今昔（二）〉，《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讯》，11 卷，第二期，1989, 页26 。

[24]张秀兰，〈记赵城藏零本〉，《文物》，12 期，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