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次人为纵火,让中华文明差点断绝,西方人怀疑中国历史造假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汉语的文言文是官方书面语,但是,自从汉字诞生的那天开始,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官方书面语,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汉语的文言文都是统一的书面语,今天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甚至也将汉语的文言文定为国家通用语言,因此,在古代的东亚世界,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东亚世界的通用语。

用汉字书写的《日本书纪》

几千年以来,汉字只有字体、字形的变化,文言文只有语法规则的细微改变,因此,中国人现在也能看得懂秦汉时期司马迁所著之《史记》、班固所著之《汉书》,日本人、韩国人同样也要学习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文言文,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在古希腊时代的书面语是希腊文,古罗马时代的书面语是拉丁文,到了近现代社会,则是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的文字,今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虽然有很多词汇来自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是无法直接阅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的,古希腊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罗马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这就相当于中国人无法直接阅读《论语》、《史记》、《汉书》一样。

可是,统一的文字和书面语,也让中华文明承担了一些风险,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计算机出现以前,人类文明的有形载体主要是纸质的书籍,珍藏历代典籍的皇家图书馆一旦失火,就相当于文明经历了一次浩劫。欧洲的语言和文字,具有多样性,一种文字的书籍毁于战火,另外一种文字的书籍若得以保留,同样可以复原历史,而中国古代的书籍一旦毁于战火,可能就意味着这本书永远消失了,日本、韩国现在虽然也保留了中国部分已经散佚的书籍,但是,古代日本和韩国的早期历史,都是中国人书写的,他们的历史都保留在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里,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汉字还未传入到日本和韩国,他们连自己的典籍都没有,又怎么会保存有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书籍呢?只能说现在的日本和韩国保留了中国宋、元、明、清时期已经散佚的著作。

保留在日本的宋版书《欧阳文忠公集》

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家图书馆遭遇了几次火灾,所以,西方人很早就开始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上古经典都是汉代的学者伪造的;夏朝和商朝的君主都是太甲、小乙这样的名字,如同星宿,显然是伪造的;亚历山大的军队东征到印度和中亚,居然没有提到中国,怀疑当时世界上有没有中国。

西方人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始于19世纪,而在此之前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人则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非常的崇拜,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稳定,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在当时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欧洲的上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公元1700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皇帝和官员乘坐的八抬大轿出场时,法国的贵族们都惊呆了。

18世纪欧洲的绘画作品《中国庭园》

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掀起“中国热”呢?明朝自洪武年间开始,一直禁止民间私人所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才开放部分通商口岸,承认私人海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史称“隆庆开关”,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欧洲的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游历,他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介绍到欧洲,欧洲人开始直接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信息,而在此之前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以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间接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时候,中国正好是国力强盛之时,与西欧的混乱、贫穷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儒家文化里体现的理性与智慧,也正好与欧洲人的愚昧、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文化,希望在欧洲走向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中国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

康熙皇帝画像

然而,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就不再崇拜中国文化了,甚至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的古籍存在造假行为。

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而他们对近东与远东的研究,则称之为东方学,欧洲地理学家以自身为中心,称呼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地)为近东,称呼亚洲东部地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远东,所以有的时候,汉学也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中国学者则称呼欧美国家为“泰西”,泰就“太”的意思,泰西就是“远西”。但是,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人、日本人在世界文化领域并无多少话语权,东亚国家接受了欧洲人的“远东”概念,欧洲人却并未接受中国学者的“泰西”概念,今天,“泰西”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所以,仅仅从“远东”、“泰西”的概念来解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史的存疑实际上也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

欧洲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往往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解读,欧洲汉学最早可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但是在宋元之际,欧洲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零星的,到了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欧洲才有了系统的汉学,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主要是试图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民族世系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圣经》的记载调和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比如南怀仁认为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李祖白则认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如德亚就是犹太人,李祖白的观点承自汤若望。

南怀仁

“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康熙年间引起了中国士人的不满,杨光先等人甚至以此为借口反对西洋历法,上书康熙皇帝,认为李祖白妖言惑众,意图不轨,为此掀起了一场历法之争,当时的康熙皇帝并未亲政,朝局由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控制,汤若望、李祖白等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康熙亲政以后,钦佩西洋历法的精确,重新重用了汤若望,但李祖白等人在此之前已经被判处了绞刑,康熙年间的历法之争,由康熙皇帝亲自裁定,采用了汤若望制定的历法,但是,康熙皇帝还亲自裁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西学中源论”,“西学中源论”认为西方文化来自中国,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几何、代数在尧、舜、禹时代就有了,只不过后来在中国不被重视,从而失传了,传播到欧洲,在欧洲反而发扬光大了,“西学中源论”暂时解决了中学与西学之争。

南怀仁当时在清朝设计的蒸汽机汽车

欧洲人一开始试图把中国的上古史与《圣经》的记载联系在一起,到了19世纪随着语言学、考古学的兴起,他们从语言学、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上古史进行解读的时候,发现中国上古史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

人类的语言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沙子在英语里是“sand”,在汉语里是“沙子”,发音都有一个“沙”,世界上有很多语言对母亲的称呼,发音也几乎一样,英语里是“mom”,汉语里是“妈妈”,中国和英国相距那么远,为什么语言有一些相似性呢?这是否证明人类原来就是一家人呢?

关于人类语言的相似性,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已经发现了,1866年英国传教士湛约翰在《中国人的起源》一书中,比较了中西方语言,发现了存在很多相似性,认为中国人起源于西亚。

与此同时,湛约翰进一步认为公元前2000年,世界上并未有中国这个国家;商代以前的历史纯属无稽之谈;尧、舜、禹都是半人半神的传说时代的英雄。

帝尧画像

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的遗址都是在19世纪被发现的,这些遗址的发现也推动了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随着埃及学、亚述学的诞生,欧洲汉学家也试图从考古学的角度解析中国历史,于是就从怀疑中国古史变成了怀疑中国古书。

中国古籍的真实性历代以来其实备受质疑,原因就是古籍的保存不易,历代古籍因战乱经历了几次大的散佚,早在隋文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即提出了“五厄”之说,第一,秦始皇焚书;第二,西汉赤眉军攻入长安;第三,东汉董卓之乱;第四,西晋末年的战乱;第五,西魏宇文泰进攻江陵,梁元帝下令焚烧皇家所藏之历代典籍。

隋朝之后,中国古籍其实还经历了几次大的散佚,比如安史之乱、黄巢入长安、靖康之变、南宋末年的战乱、李自成攻入北京、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失火等等。

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典籍,大规模的散佚有十次至十一次,这其中还有几次人为纵火,每逢战乱之际,中国古代的书籍就要经历一次散佚,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图书都收藏在皇宫里,而不是放在公共图书馆里,改朝换代,皇宫一般都会遭到焚毁,皇宫一焚毁,皇宫里收藏的图书也会付之一炬,有的则流落民间,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又会重新收集这些图书,等待下一次被焚毁,经历了几次火灾以后,其中并不排除有些图书是后世之人伪造的,或者在散佚以后,人们凭借口耳相传的记忆,重新整理这些图书时出现了版本错漏之书。

当然,战乱对图书的毁坏,欧洲也存在过,所以,现在的人们是不可能完整的复原以前的历史的,古籍在传播的过程中本身就出现了很多错漏之处,有的版本在内容上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古代的书籍在生产的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手抄的,而不是印刷的,通过手抄来传播图书,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欧洲向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都放在公共图书馆里,欧洲国家在经历改朝换代的时候,图书馆一般不会遭到焚毁,除非遇到了外族入侵,图书馆的书籍才有可能被洗劫一空。

中国的古籍被人为纵火,主要有以下几次,第一,秦始皇焚书;第二,项羽火烧咸阳宫;第三,董卓之乱;第四,梁元帝江陵焚书;第五,明末清初的战乱。

钱谦益画像

秦始皇焚书与推行法家思想有关,秦国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就提出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建议,秦朝(秦国)统治者焚书是有所选择的,主要是为了推行法家思想,秦孝公时代,“燔诗书而明法令”就是烧毁儒家经典《诗经》和《尚书》,并不是烧毁所有的书籍,秦始皇焚书也是有所选择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史书当中非《秦记》皆烧之,也就说记载秦国历史的《秦记》可以保留,其他的史书都烧毁,《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博士官是留有副本的,烧毁的是民间私藏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那么这样一来,秦始皇焚书,其实对史书的损失最大,而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损失则不大,“《诗》、《书》、百家语者”在秦朝的图书馆里有收藏。

庄子画像

真正毁掉先秦时期典籍的其实是项羽,项羽攻入关中以后,火烧咸阳宫,咸阳宫内所藏之历代典籍损失惨重。

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先秦、秦汉时期历代典籍遭到人为损坏的标志性事件变成了秦始皇焚书,而很少有人提到项羽焚书。

既然,西汉时期所出现的儒家经典,都是经过了秦火的洗礼,那么,中国古代的典籍是否存在伪造的嫌疑呢?1880年,加拿大著名汉学家福开森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研究》的汉学著作,即认为秦始皇焚书之后,秦朝以前的典籍早已被损毁,现存的典籍都是后人伪造的,这些典籍中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介绍其实都是不可信的,福开森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尚书》、《易经》、《诗经》等著作中的天文知识、纪年方法以及文化习俗其实都来源于西方的巴比伦。

《论语》

1886年,英国汉学家啊查理又认为《尚书》是汉武帝时代伪造的经典,孔子可能是个神话,因为现存的儒家经典都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重新整理的,儒家经典当中虽然提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但为什么没有发现古代的碑刻中提到孔子呢?《论语》、《中庸》的作者是谁,也无法考证,他甚至还认为《论语》和《中庸》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印度的佛教,如谦让、冥想、无为等等。

啊查理认为秦始皇焚书之后,中国自身的文明实际上已经中断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等著作,是汉代的学者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伪造的,孔子、孟子、老子都不是真实存过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更有可能是神话。

孔子画像

中国的上古史都是神话,中国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也是汉代人伪造的,那么,中国的历史究竟起源于何时呢?

19世纪70年代,英国汉学家花之安指出中国历史始于公元前722年,因为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事的,《春秋》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这里的元年春,指的是鲁隐公元年春。

如果中国历史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算作信史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就只有2000多年了,而不是5000多年了。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也开始怀疑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原来,在私塾里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中国学者,从来没有怀疑过尧、舜、禹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没有怀疑《尚书》、《诗经》、《春秋》的记载是否是真实的,但是,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学者接触到到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知识体系以后,开始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发现中国的上古史和中国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典著作都存在伪造的嫌疑。

孟子画像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学者,顾颉刚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禹是动物或是神”、“尧舜禅让的故事其实是墨家编造的”等观点。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各地的考古遗迹被陆续发现,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的众多观点也一一被终结,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商代的历史是信史,并非传说,殷墟甲骨文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既然司马迁在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没有伪造商代的世系,那么,《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的世系也是真实的。

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则彻底终结了“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观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并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中国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么,甘肃一带出土的陶器应该早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实际上甘肃的齐家文化要晚于仰韶文化,无法证明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

当然,应当承认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咸阳宫,确实让中国上古时期的典籍受到了损失,但并未完全损毁,没有使得中华文明出现断层,中国文化自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咸阳宫,让中国上古史是否为信史存疑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董卓之乱、梁元帝江陵焚书、安史之乱、靖康之乱、钱谦益火烧绛云楼等等,则使得每个时代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难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历代典籍聚了散,散了又聚,现存的典籍能够保存至今,非常难能可贵,宋代的书籍在历经靖康之乱、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到了清朝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页纸一两黄金的高价了,现代的宋版书在收藏界更是高达上百万元的价格,就是因为宋版书稀有的缘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看到宋代的书籍,就怀疑宋代的著作都是伪造的,因为,图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会重新被整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能够看到的上古史籍,肯定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要多很多,《史记》写出来以后,夏、商、周时期的部分史籍散佚了,但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看到夏、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史籍就认为《史记》中关于夏、商、周的记载都是伪造的。

当然,怀疑中国古代史的真实性,其实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有贡献的,比如“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史料学,研究宋代的历史,当然是以宋代的一手资料为准,而不应以明清时期的著作所叙述的宋史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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