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奋勇前进，谱写了壮丽的诗篇。“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已经成为近来新的研究热点。而“中共中央驻扎上海”这一研究尚显不足，有不小的探讨空间。中共中央在上海合计长达10年半之久，使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早期枢纽和主阵地，是中国革命从幼年走向成年的重要发展时期，亦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关键阶段。2006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过《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一书。时隔15年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吴海勇博士新著《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1921—1933》（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为我们重温的这段党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充实该领域的新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该书是系统论述“中共中央在上海”课题的一部最新成果，全面展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十二年间有序推进的斗争实践与历史逻辑。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各种思潮起落的时代，旗号各异的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竞相流入中国，而只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随着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上海应运而生。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租界地，上海是外国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工人阶级感受双重压迫最为强烈和反抗最为激烈之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立足城市开展革命，通过在大城市发动工人运动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及经济剥削，为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发展动力。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与具有一定革命历史的国民党联合开展国民革命。其中，上海是国共合作的重要纽带。历史上，中共中央三度搬离上海，但随之又很快迁回上海，以上海为“最为合适的”中央驻扎地形成了党内共识。中共四大后，全国党员人数发展了十倍，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随后，中央又先后在上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以及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了北伐战争。

中共中央在上海十二年间的历史过程曲折复杂、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史料收集工作不容易，研究难度较大，成为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吴海勇在党史领域深耕多年，为学勤勉刻苦，成果颇丰。他敢于啃硬骨头，努力攻关这一难度较大的课题。作为党史研究室骨干，具备了专业条件和有利平台。经过多年研究后，围绕中共中央在上海这一主题主线，对党从在上海诞生之日开始到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十二年工作进行了全景式论述，写出了《钟英》这样一部38万余字的著作。该书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层层推进，线条清晰，结构完整，逻辑性强，全面勾勒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活动。该书不仅对国共合作、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深描，而且对以往学界容易忽视的留守党中央等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使读者对该课题有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认识，代表了全新的研究。

其次，本书着力于塑造党史人物群像，以鲜明人物呈现历史事件。本书的一大特色是突出描绘有血有肉的党史人物。书中不仅关注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注意到在革命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各位党的中坚力量，还特别用心梳理并穿插了“双百人物”在上海与中共中央的交集，如毛泽民、李启汉、萧楚女等，少年毛岸英的形象在其中也得以呈现。作者以生动流畅而又深刻细腻的笔调，讲述一个个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再现了诸多特点鲜明的英雄儿女。比如，该书详细讲述了1928年4月罗亦农被捕的前后经过，情节曲折复杂、故事惊心动魄，读来令人扼腕叹息。让读者深刻体会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革命的艰难和可贵。罗亦农英勇斗争并壮烈牺牲的故事，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再次，本书兼顾党史的学术性与文学的通俗性，既重视考据、史料翔实，又具备较强可读性。作为文学博士出身，吴海勇具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因此全书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叙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同时，他在党史系统工作研究多年，具备深厚的史学专业功底，这种跨学科的专业背景，使得他对中共中央在上海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该书集学术性与通俗性、历史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可读性强，因此其受众群体并非仅局限于专家学者，同样适用于广大爱好党史的人民群众。与其他一般性的纪实文学作品相比，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有着来源丰富，扎实深厚的一手资料做支撑，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该书广泛收集了各类档案资料、回忆录、日记、年谱、报刊等多元史料，并注意各类资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可以呈现给读者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物，让人读后印象深刻。

最后，该书深刻总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革命经验与历史教训，正反兼顾、首尾照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12年，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中摸索前进的12年，其间既有骄人的成绩，也有惨痛失败的教训。该书不仅论述了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也不回避大革命失败前后在上海领导革命时所犯的种种错误，特别是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客观论述与深刻总结，真实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的曲折过程与历史实绩。其实，照搬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又何尝不是对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反证。惨痛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苏联革命模式的“城市中心主义道路”在中国最终行不通。

通过该书可以看到，上海市民政府的成立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和不满，他很快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党独立领导军队和创建政权的征途。毛泽东等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把革命重心转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与此同时，受苏联模式影响至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掌控的中共中央一度依然将夺取中心城市作为首要目标。几次不顾国情的暴动可谓最后一搏，因为敌人力量集中于大城市而终归失败。白色恐怖在上海最为典型。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往中央苏区。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标志性变化：革命中心转移了，领导中心同时也要随之转移到农村。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历史境遇不仅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革命道路必须根据自己国情来确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该书客观再现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该书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符合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基本观点，即“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无疑，《钟英》是一部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新颖著作，显示了新一代研究者对这个领域的新成就和新认识。让我们了解到革命志士的可爱与可敬，中国道路的艰难与曲折，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方能继往开来，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忻平，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仰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阳，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