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两次被捕之概况

应当说，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发生的陈独秀多次被捕入狱事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乃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事件。

当时，已成为各种新思潮的试验场之中国，传统与旧的社会架构、思想潮流乃至政治、文化现状各个层面，均受到普遍的质疑和冲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高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大张旗鼓之际，势必遭到社会保守势力的忌惮与反击，两股势力的对抗与纷争，在所难免。

陈独秀被捕入狱，正是这两股势力斗争的一个阶段性结果。诚然，因为南北各地进步人士及社会团体的通力营救，迫于社会舆论之沉重压力，在首次被捕之后，北洋政府当局最终还是不得不释放了陈氏。然而，当局对“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敌视与打击，却并未因之有所缓和，反而更变本加厉，加快加强了相关举措。就在1919年8月及次年5月，《每周评论》《新社会》等刊物先后被查禁。至1922年冬，当局还进一步通过了“取缔新思想”的议案，矛头仍然直接指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

正是在此期间，1921年与1922年间，已经被迫将《新青年》编辑部转移至上海，且据传已化名“王旦（坦）甫”（详见后文），隐姓埋名、行事低调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竟又遭到了两次逮捕。先是被法租界捕房探员从其住所逮捕，并抄没文稿书籍若干，几经周折之后以判处罚金结案；及至再次被捕，连带住所中存有的所有文稿书籍、印刷品乃至用于印刷的“纸版”，皆被抄没并当众焚毁，以示警戒，仍以判处罚金结案。

这两次被捕，也是因为友朋积极营救，更兼确实未有可予“定罪”的法律依据，陈氏并未遭到长时间关押，旋即开释。不过，在这样的频繁打压与强力封杀之下，《新青年》的编辑发行工作屡被破坏，终受重创，原本每月印行一期的刊物，在1922年全年仅于7月勉强出版一期（第九卷第六号）之后，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褚辅成意外暴露身份，陈独秀化名仍遭抓捕

仅据笔者所见百年之前的旧报报道，可知时为1921年10月4日，刚刚从广州返回上海的陈独秀，即遭法租界密探逮捕。两天之后（10月6日），这一消息见诸《民国日报》报道，报道原文如下：

陈独秀被捕与初审

联合通信社云，《新青年》杂志主撰，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陈独秀君，昨年以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迩因身患胃病，请假来沪就医。星期二日（四日）午后二时许，法捕房特派探捕多人，赴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君住宅搜检，将积存之《新青年》杂志，并印刷品多种，一并携去。同时将陈君及其夫人，暨拜访陈君之友人五人，一并带入捕房，研询一过。除陈君夫妇外，外来之褚邵诸人，当即交保出外候讯。昨晨九时，捕房将陈君夫妇，并传齐案内诸人，解送公堂请究。被告陈君，延请巴和律师到堂辩护；奉判陈独秀准交五百两，人洋铺保，候展期两礼拜再讯。其余诸人，均交原保云。

◆1922年底，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上述二百余字的报道，简明扼要，篇幅不大，刊登的版面位置也不十分显著，予人以常规案件报道而非涉政大案要闻的观感。然而，据当天同时被捕的，已于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1894—1979）后来忆述，当时的情形十分凶险——本来从广州潜归上海秘密工作的陈独秀，在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仍被密探逮捕；拘留期间，却因与另一被捕友人无意间的一句对话，暴露了真实身份而被收监关押。包氏忆述如下：

“回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杨明斋到陈独秀家里，柯庆施(团员)也去了。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高君曼让我们陪她打牌。我们刚打了两圈，可能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有人拍前门。当时上海一般习惯是出入后门。我去开门，进来两三个‘白相人’，说要见陈独秀(因报纸上刊登过陈回到上海的消息)。我说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说陈先生不在家。那几个人又说要买《新青年》，我说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这时，周佛海就走了。那几个人边说着话边跨进门里来，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新青年》在上海印，印量很大，陈独秀家里四处都堆放满了)这时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来了，见这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我们和那几个人谈话中显得有点紧张，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我们五个人(我、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和陈独秀)被捕了。到巡捕房已经四点多钟了。巡捕房问了我们的姓名，职业、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报名王坦甫，我报名杨一如，其他人也报了假名字，接着打了指纹，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不久，褚辅成、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我们被送进了牢房。……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张继等就将他保释出去了。……人放出来，但要随传随到。20多天以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

通过上述近七百字的忆述可知，陈独秀被捕当天的情形，俨然如一部险象环生的“谍战剧”，并不像报刊报道上那样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当时的逮捕现场，在密探持续讯问、监视两三个小时的情形之下，即便已然被带至巡捕房内，陈独秀等人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始终以化名身份与之周旋。孰料，因后来被拘捕至此的褚辅成，无意间的一句对话，偶然道破“玄机”，方才暴露了真实身份。当然，包惠僧的忆述中，恐怕也有不十分确切之处，譬如罚款具体金额等细节，后文还将述及。

且说既然陈独秀身份已然暴露，那么，同时被捕，但又即刻保释的邵力子（1882—1967），当时乃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亦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对此事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也正因为如此，《民国日报》报社方面对陈氏被捕一事自然更为关注，跟踪报道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亦复不少。正是循着这一思路，笔者在《民国日报》上陆续搜寻到相当数量的相关报道，基本可以将陈氏此次被捕至最终判决的二十余日历程，较为完整的展现出来。

其中，1921年10月20日的首次开庭公审报道，备受公众瞩目，《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各自的“本埠新闻”栏目头条，皆为此事之报道。报道中提及，法租界密探将“陈君夫妇及先后访陈之邵仲辉、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褚慧僧等一并带回捕房”，这里的“邵仲辉”，自然即是邵力子（原名闻泰，字仲辉，笔名力子）；那么，后边的牟、杨、胡、褚诸人，究竟系指何人呢？

据包惠僧忆述，可知“牟有德”实为杨明斋化名、“杨一生”实为包惠僧化名、“胡树人”实为柯庆施化名；可“褚慧僧”实无其名，亦无对应之人，此名或为报道者在已然确知“包惠僧”之名的情况下，无意间将“褚辅成”与“包惠僧”之名拼合而成“褚慧僧”。当然，这报道中无意为之的“泄密”之举，可能并未引起读者及当局的注意，否则包氏恐亦无法全身而退了。

法租界捕房探长黄金荣，渔阳里首度抓捕陈独秀

此外，同日（10月20日）由《时事新报》刊发的庭审报道，题为《陈君独秀案开审旁听记》，对被捕者“化名”亦有所报道，但又与《民国日报》所报道者略有不同。这一报道开篇这样写道：

“法捕房探目黄金荣等，前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门牌陈独秀家，抄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书籍多种，认为有过激行为，将陈及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等传解法公堂，判交保候讯。”

这一报道中，除了没有提到“褚慧僧”与“胡树人”的化名之外，陈妻高君曼的化名“林氏”也出现了。不过，这一报道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中，更为重要的是确切指出了逮捕陈氏诸人者，乃“法捕房探目黄金荣等”。

黄金荣

这里提及的“黄金荣”，就是那个曾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的黄金荣（1868—1953）。据考，黄氏出身寒微，以学徒身份混迹洋场，后入青帮做起了上海南市与法租界交界处的流氓小头目，自被法租界当局招入巡捕房当差之后，由华人探员做起，直至升任督察长，遂一跃而为颇具地方势力之代表人物。

关于黄金荣的法租界探员生涯，据1951年5月20日《文汇报》《新闻报》所刊“黄金荣自白书”可知：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

黄氏自述中提到的初入捕房做所谓“包打听”，即是当年上海人对便衣侦探（探员）的俗称，沪上报刊又称之为“包探员”；而“探长”一职，亦被称作“探目”，一如前述《时事新报》报道中所谓“法捕房探目黄金荣等”云云。如其自述可信，那么，黄氏自1894年开始，即已成为法租界的华人探员了；工作近30年之后，或于1921年前后，升任“探长”。也正是在这一年，黄氏竟亲办了密捕陈独秀这样一桩“大案”。

《新青年》出版地由沪迁粤多周折，一则“特别启事”或致陈独秀被捕

对于当时的上海民众而言，除了华人探长黄金荣主办此次抓捕，实属一大“看点”之外，关于陈独秀被捕之后，法庭将如何“定罪”，律师又将如何为之辩护，自然也是此案的一大“看点”。

据《民国日报》报道，首次庭审中陈氏的辩护律师巴和，对陈氏住所中搜查出大量《新青年》杂志，有这样的解释与开脱之辞，为之辩解如下：

“查《新青年》自奉谕禁以后，即移至广州出版，并未在法租界出售。此次捕房虽在陈家查出，然并无证据指明其有售卖行为。至以前定阅未满期之户，陈为顾全信用计，备其来取，当然与售卖不同。”

事实证明，这样的辩解终为法庭所采信，否则绝无可能仅仅罚金一百元结案了事。应当说，巴和律师的措辞确切得当，为陈氏最终得以“无罪”开释，提供了强力保障。

那么，1921年间的《新青年》出版地，是否真的是由上海转移至广州了呢？答案是肯定的。诚如巴和律师当庭所言，有“公堂本年二月间禁售《新青年》之堂判”云云，此官方“禁令”一经颁布，《新青年》杂志的印行活动即刻就有了重大调整。

据查，当1921年1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印行之后，次月上海当局即明令禁止印行发售，本是月刊性质的《新青年》原应于同年2月即印行新刊，却不得不因之暂停。三个月之后，即同年4月，方才转移至广州，始印行第八卷第六号。此期刊物封面下端，原来标示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字样，已明确更改为“广州新青年社印行”；且还于刊物末页，印发一则“特别启事”，这应当也是陈独秀亲自拟定的，原文如下：

本社特别启事

本社以特种原因，已迁移广州城内惠爱中约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所有书报往来办法，仍与在上海时无异，特此奉闻。

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仍在广州印行。这期刊物之末的“编辑室杂记”栏目中，陈独秀专门撰文声明，向读者正式通告了第八卷第六号杂志延期三个月的实情，原文如下：

本志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劳爱读诸君，屡次来信询问原由，本社非常抱歉——这也许是中国应该替我们抱歉！

之后直至1921年9月，即陈独秀返归并被捕于上海的前一个月，已编至第九卷第五号的《新青年》杂志，其出版发行工作仍是在广州开展的，确实没有违反上海当局的所谓“禁令”。

不过，此次陈氏被捕时在法租界的住所，仍是当年《新青年》尚在上海办刊时的编辑部所在处，这就难免令捕房探员认定，陈氏此次突然返沪，必有重操旧业之意，定有东山再起之时。应当说，这样的预判，并非纯属捕风捉影；毕竟自1919年10月《新青年》社自北京重返沪上以来，其社会影响力之巨，早令当局忌惮不已，对之频加干涉阻挠直至明令“禁印”与“禁售”，必欲除之而后快。

实际上，早在上海租界当局“禁令”正式颁布约半年之前，1920年5月至8月间，《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就已然受到来自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与破坏，一度陷入困局。自5月1日“劳动节专号”印行之后，6、7、8月间均无新刊印行，为向已等待三个月之久的读者有所表示，不致产生杂志停刊的误会，陈独秀还曾亲拟启事一则，广而告之，以正视听。时为1920年8月9日，《新青年社启事》就刊于《时事新报》头版，全文如下：

新青年社启事

本报（刊）八卷一号，准于九月一日出版。出版编辑部同人照旧，编辑事务仍由独秀担任。以后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报章等事与“上海法界环龙路渔阳里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关于发行事件（务），请与“上海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接洽。报价邮费一切照旧，惟特别号不另加价的权利，以直接向本社总发行所定阅者为限。特此预先声明，以免误会，此白。

上述这一则寥寥数语的公开启事，于8月9、10、11日，三次刊发于《时事新报》之上；刊期虽不算长，但皆刊于该报头版及二版之上，还是比较醒目，便于读者周知的。启事虽未明确提及三个月无新刊印行的缘由，可当年明了《新青年》社重返沪上之艰险情势的读者，应当对此是心知肚明，也是心照不宣罢了。

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上海订阅者能够及时、安全地拿到《新青年》每期新刊，又能有效规避当局“禁令”所带来的“违法”风险，陈氏自粤返沪之后不久，即采取“变通”之法，将广州印制的大量刊物寄存于自己的住所中，并分别按期封存起来，以便订阅者来此“自取”。

陈氏以为，此举自然不属公开发售之举，并无“违法”之嫌，当可广而告之，以便订阅者周知。为此，还特意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刊发了一则“新青年社特别启事”，原文如下：

新青年社特别启事

本杂志自移粤印行以来，上海定阅自取之报因无地址可寄，均按期封存法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望即持定据向该处索取可也。

                          新青年社白

这一则“特别启事”的首次刊发时间，为1921年10月3日（4、5日连载），恰为陈独秀被捕前一天。或可据此推测，正是这张“特别启事”，暴露了陈氏返沪之后新青年社活动近况，也由之进一步暴露了陈氏返沪行踪所在，法租界捕房完全可以据此，实施监视乃至逮捕行动。

从前述《包惠僧回忆录》中已然提到的这些现场情形来看，当时以华人探长黄金荣为首的法租界巡捕房探员组，极可能是看到了登报的这一则“特别启事”，方才决定来此加以试探并实施抓捕计划的。在此，还有必要加以提示的是，这一则“特别启事”，以及前述刊发于《时事新报》的那一则启事，以及前述另外两则《新青年》内附印的启事，皆为《陈独秀文集》失收之“集外文”。若非格外关注《新青年》社由沪迁粤这段史事，又对旧报刊屡有翻检、有所留意的读者与研究者，对此恐少有觉察，亦知之甚少罢。

黄金荣升任督察员，再度参与抓捕行动

时至1921年10月26日，陈独秀案最终宣判。《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均于次日刊发了此案宣判简讯。报道原文如下：

陈独秀案昨日宣判

罚洋一百元

法捕房控《新青年》杂志主任陈独秀一案，昨日十二时半法公堂宣判，陈偕巴和律师到堂候示，由法副领事宣读法文堂谕，约十分钟始毕。大意以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中西官会判罚一百元了案。

应当说，判罚一百元（而非包惠僧忆述的五千元）的宣判结果，可谓有惊无险，算是顺利脱险了。孰料不到一年之后，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的消息，又从上海滩传来。仍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次日刊发的简讯为底本，转录报道原文如下：

陈独秀被捕

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陈氏再次被捕，并没有如上次被捕那样，一波三折、颇费周旋——此次被捕，陈氏没有被羁押太长时间；仅仅九日之后（8月18日），即行宣判，判罚四百元结案。除了罚金比上次被捕所判数额更高之外，别无其它。只不过，《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发行与传播，却因此遭受重创，一如前述在1922年全年仅于7月勉强出版一期（第九卷第六号）之后，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晚年黄金荣。

虽然次年6月《新青年》季刊，在瞿秋白等人的鼎力襄助之下，仍不屈不挠，冲破重重阻力，在广州再度创刊（仅维持四期即告停刊），但毕竟与先前每月一期的，实为“新文化”运动理论根据地之《新青年》杂志，无法相提并论了。因为两本刊物虽然同名，可无论是从传播广度与力度而言，还是就其持续的社会影响力而言，皆不可同日而语了。

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中，还收藏着一张陈独秀的刑事记录卡，并附有一张被捕时的照片。这份旧档也在佐证，陈氏确于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这份弥足珍贵的旧档，与本文所搜采、征引的沪上旧报报道，有着相互映证的关系。

此外，还需提请注意的是，陈独秀在渔阳里首度被捕次年，也即1922年，黄金荣从探长升任督察员（同年8月再度参与抓捕行动），之后更升任督察长，达到了租界华人探员职衔所能抵达的顶级。关于黄氏因何迅速晋升，竟能连跳“两级”，究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黄氏曾主办或参与了两次抓捕陈独秀，恐怕也是其得以职级迅速晋升的重要工作“业绩”之一。

笔者以为，“黄金荣两捕陈独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理应有更为深入与充分的探研，相关史料档案的开放、发掘、整理、辨析、研究还亟待进一步开展。

“黄金荣两捕陈独秀”这样的惊世疑案，还有待于更多有志于探寻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乃至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者，加以更为深入细致的发掘与考察，以期更为充分地还原与解析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

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