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关禾
茶和酒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处处弥漫散发着幽幽酒香与茶香。尤其唐诗和宋词，更是与酒和茶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
在唐代，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酒伴随他们吟咏诗文，抒唱心绪，酒助诗兴，诗传酒情，为后人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乐章。从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觞咏之作中，我们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绝后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诗词文学的本质则被茶的芬芳所晕染。黄庭坚的《看花回·茶词》，米芾的《满庭芳·咏茶》，苏轼的《西江月·茶词》……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使宋人笔下的诗词别具一格。
唐人之于酒，充满激昂慷慨、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宋人之于茶，则冷静适意、委婉含蓄，显示出一种闲散自然的格调。唐宋诗词分别以酒文化与茶文化为底色，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个含蓄深沉、内向收敛，二者的文化脉络截然相反而又丝丝相系，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的差异。
大唐盛世，诗酒风流
唐朝诗人究竟有多爱酒？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了诗的唱和，酒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这种转变则起源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说，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无一不是能饮者，嵇康、阮籍还是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
《高逸图》（残卷），描绘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作者/（唐）孙位，来源/上海博物馆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刘伶、嵇康等人的饮酒赋诗、弹琴抚瑟后，诗酒唱和也自然成为后世诗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
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社会文化开放自由，这一时期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最流光溢彩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潇洒恢弘的气质，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唐代诗人借鉴前人的诗酒风韵，以其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魄，极力讴歌“盛唐气象”。
唐代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了专业的酒类生产部门——良酿署，许多唐代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高昌国（今属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做成的酒呈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绿酒”在唐诗中多被提及。较为知名的有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皮日休《春夕酒醒》里的“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馀香在翠炉”。
唐代不仅民间饮酒，统治者也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特许臣民聚会欢饮。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写的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士女们在曲江边的踏青宴。
可以说，这条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饮宴、游赏、赋诗的乐园。科考每出一批新进士，曲江边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时，全长安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倾城出动，而喝酒吟诗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刘沧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都是描写万人齐集的曲江游宴场景。在这种普天同饮的社会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士更加纵酒酣歌、放荡不羁，曾经魏晋名士的“饮酒啸傲”，演变为唐代文人学士的“长醉高歌”。
《曲江图》（局部）。作者/（唐）李昭道（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唐诗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名称——酒家胡。王绩《题酒店壁》中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写。所谓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开设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西域歌舞音乐助兴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见，在盛世王朝的大都会中，达官贵胄、富豪阔少以及文人名士纷纷来到胡人酒店中，夜夜开怀畅饮，极尽享乐。如花的胡姬们用各种酒器、酒令、歌舞乐器佐酒，难怪客人们会“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
唐代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似乎只有饮醉后，诗人所思所虑才可进入“醉乡”。在醉乡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斓——
李贺在他的《将进酒》里有“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诗句，他劝大家不妨整天醉倒，连魏晋酒鬼刘伶的坟上都无酒可洒。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李白、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个盛唐酒人整天醉得东倒西歪，可见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太白醉酒图》。作者/（清）苏六朋，来源/上海博物馆
再看与“酒中仙”李白相交游的盛唐几位诗人，也无不醉于诗酒，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王昌龄《送魏二》）；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贾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贾至《对酒曲二首》）；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至于杜甫，他不但对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态由衷赞美，自叹不及，还连连发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感叹。
初唐诗人王绩的《过酒家五首》，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咏酒诗，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
唐代以儒治国，同时尊奉老庄，也不排斥佛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加上酒政松弛，统治者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使得唐代的诗酒文化精神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杜甫“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欢畅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的豪气洒脱，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人来何处不桃源”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醉酒心态的旷达与大气。
茶香入词，余味隽永
饮茶的普及，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了宋代，整体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内涵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繁荣的社会经济，自然也刺激了茶叶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宋代饮茶之风比唐朝时期更为兴盛，饮茶之习开始全国盛行。《宋史》记载：“茶为人用，与盐铁均。”茶税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已经超过唐代中期茶税的30倍。饮茶作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方式，其饮茶环境和场所的选择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发展。《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宋人好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
《清明上河图》（局部）右下和对岸两旁有茶坊，屋檐之下，方桌整齐排列，供茶客在席间饮茶闲谈。作者/（北宋）张择端，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茶坊、茶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茶的销售，也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茶坊茶肆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流连往返之所，咏茶词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
宋代是理学家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理学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要自我修养，时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因此不同于唐代诗人以饮酒为乐，宋代文人儒者兴起了一种新的“高雅之事”——填词赋诗、以茶入词。茶词，是宋代文人饮茶、斗茶、咏茶之习的产物，表现宋人的闲逸之趣，既有奢华的宫廷茶文化，又有朴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宋代文人各领风骚，著名的词人黄庭坚、苏轼、陈师道、秦观等都有茶词问世。
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它能够在文人笔下熠熠生辉，必有其独特的韵味。陆羽《茶经》中说：“茶为之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言之，饮茶者须具备“精行俭德”的品质。看来，茶与人们的内在修养有莫大关系，陆羽将茶与人们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也暗含着他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饮千杯，宋人则愿对杯茶。茶所具备的香醇有味的特性与悠然宁静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时代心理。
宋建阳窑褐釉碗。建阳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北宋时兴起，这与上层社会饮茶、斗茶的风气紧密相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来书写情怀，那么宋代文人则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高雅精致、心性内敛的时代审美品格。茶词，在宋词中独树一帜，是宋代文人精神风貌和情怀的展现，体现着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
宋代文人士子几乎在所有能够具化成艺术品佳作的文化样式中，自觉追求这种“雅”的风尚与审美品格。擅长茶事、精于茶艺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苏轼就是个嗜茶之人。他对茶有着浓厚兴趣，除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还曾作一首七律诗《汲江煎茶》，描写了烹茶煮茶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面对着一盏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苏轼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叹，可见他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快。而这杯清淡的茶，也展现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处世心态。
宋代与茶文化、茶学、茶道相关的诗词、书法、绘画不胜枚举，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作《斗茶歌》，对宋人的斗茶之习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说宋人有了茶，“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喝茶能让“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谓斗茶，就是茶人们将茶饼碾成细末，置于盏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击拂茶汤，产生泡沫后饮用。茶汤泡沫凝结得越久，则分茶技艺越高，这便是宋词中的“一水试云痕”。斗茶风靡于民间，士大夫们亦热衷于此，斗茶已然成为宋代人们雅致的消遣娱乐形式。
宋徽宗曾亲自注汤击拂，斗茶试茶，并分赐群臣，还写下《大观茶论》，记述宋代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发达。
《文会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北宋）赵佶，来源/裘纪平著《中国茶画》，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黄庭坚的《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阐述了宋代茶汤制作过程的全貌：
其一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其二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其三
乳粥琼糜雾脚回，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黄庭坚一生中创作关于茶的诗作几十余首，茶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以茶传情，以茶悟道，在品艺中品味生活。
从这些宋代诗词中，我们能读出两宋日盛的饮茶之风，文人雅士们延续唐代以来的饮茶传统，将文人饮茶的风尚进一步发展。他们品评泉水优劣，赏鉴茶用器具，举办茶会，摆设茶宴，以茶相赠表达情意，以茶会友以表俭德，以茶入诗词以咏志趣，在茶的“精行俭德”的特质中寻找人格升华的精神需求，将茶文化与诗词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千百年来，唐宋文人将喜怒哀乐、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与茶中。不过，尽管唐诗多酒、宋词多茶，但并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着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场。
茶也是唐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诗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诗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题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贾岛的《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与酒引人入醉乡相反，茶能让人清醒平和，因此与茶相关的唐诗也呈现出平实、理智、真切的特点。就连“酒中仙”李白品茶后，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还执笔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宋代词人也爱好乘着酒兴挥毫作词，不过相比唐朝诗人喝酒寻欢，宋词里的酒，品起来往往有股苦涩之意。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无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约派词人也同样爱用酒来抒发内心愁情，“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便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
在文人雅士眼中，琼浆和香茗，如同气若幽兰、绝世独立之美人，锦簇娇艳、姹紫嫣红之繁花，葱翠欲滴、静谧深远之竹林，能够与眼前幽幽清辉之残月、耳畔呼呼劲吹之疾风、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诗词意象相互唱和。于是，他们把高雅的情趣依附于杯盏中，把美好的精神寄托在饮品里，反复吟咏。酒与茶，已深深融入唐诗宋词的灵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