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沿海遭到日军封锁以后，香港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更为重要。为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联系，援助国内抗战抗战，宋庆龄于1937年11月2日从上海移居香港香港。1938年6月，宋庆龄联合中外人士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上所有向往和平的人们支援中国的正义战争。宋庆龄和宋子文分别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会长。不少在香港的国际友人参与了“保盟”的工作，如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为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为名誉司库。在港的邹韬奋、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也都是“保盟”成员。“保盟”总部设在香港西摩道21号。

宋庆龄

宋子文

保卫中国同盟从成立到香港沦陷前，在香港的抗日救亡活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使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中转中转站，二是动员香港各界资助身陷战火之中的内地民众。由于交通信息的封闭和阻隔，国际社会对于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所知无多，因而对华物资援助有限。“保盟”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以多种方式把中国大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从而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资金和物资。“保盟”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募集到来自各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捐款25万港元，以及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罐头食品等物资。

保卫中国同盟

随着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逐渐增多，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抵香港香港，并经宋庆龄宋庆龄和“保盟”努力陆续运往中国内地。香港遂成为国际援华物资中转中转站。宋庆龄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的另一项活动是呼吁香港各界资助抗战抗战，“保盟”为此发起并主持了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这些义举因香港人士的积极响应和热心参与而卓有成效。

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工作期间，港英当局在不激怒日本人的前提之下，对于“保盟”以人道主义名义进行的争取国际援助活动，一般还是允许的。香港总督和香港各界名流士绅也曾多次参与“保盟”主持的善举。不过，当港英当局认为宋庆龄和“保盟”的活动有悖于不开罪日本的“原则”时，它便会加以阻挠。1938年8月，宋庆龄请求在香港广播一封致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信函，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推动英美两国联合抵制供给日本军火和原材料。港督以这种行为不符合中立原则为由坚决拒绝了宋庆龄的要求。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进行的各种救援活动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有力地支援了浴血抗战中的中国军民。

（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