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维毅（选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官方授权选摘。）

我在1993年曾在毗邻法国的边界小城萨尔布吕肯工作过半年，当时正值我博士读完之后的待业时期，大学的研究所给了我一个项目做，属于“温饱型”过渡。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称为博士后也不为过。项目是给萨尔州矿山局做的，我必须在那里实地考察调研一段时期。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在那里我临时租了一个房间，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唯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碍于面子，我不大好提出“萨尔人是否有追随纳粹主义的思想趋向”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把问话的内容换了一种形式。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作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 二战 ，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 一战 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开始关注“二战”时的德国反纳粹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了气候。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哪！）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没有不恨这个佐尔格的。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止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

被世人称为改写了“二战”历史的间谍之王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他曾坦然说：日本已经没有值得我窃取的情报了。左图是佐尔格遗照，右图是建于莫斯科的佐尔格雕像，作品中的他以经典的“风衣间谍”形象从一面石墙中走出，在墙上留下一个异形身影，隐喻着他从一位“一战”德国军人到一个“二战”红色间谍的立场和身份的变化。

“在莫斯科会战中，我负了参战以来的第一次伤，我被俄国人的冲锋枪子弹击中了右腿，幸亏只是撕去了一大块肌肉没有伤到骨头，而我的很多战友被打死了。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国家没有过错，我恨就恨佐尔格这样的民族败类。”

佐尔格的事我也早有耳闻。此人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德籍的苏联高级特工，被后人称为“间谍之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他自愿报名加入德军，在1916年的西线的一次炮战中被炸伤，造成两腿的终身轻微残疾。在疗伤期间他开始阅读德共的读物，伤愈后先后在柏林、基尔和汉堡的大学攻读经济和哲学，并与191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战后的10年间，他一共加入了3个政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加入纳粹党，其中纳粹党员的身份是他的政治伪装。他在“二战”时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日本的间谍。

在始于1925年的16年苏联特工生涯中，佐尔格不仅表现得极度敬业，业绩也异常出色。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1年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总共向莫斯科发送了141次电报，做到了让苏军总司令部军情4局在每周内至少能收到一次来自日本的秘密电文。

1941年，他向斯大林传递了两份对苏联命运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一次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22天他在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称：德军将在6月22日进攻苏联；另一次是在莫斯科会战初期他通知苏联情报部门说，日本不会发动对苏战争，因为日本将在几周内对美国开战。

前者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导致了本来可以防备的德军入侵变成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并让苏军遭受惨重损失。痛定思痛的斯大林开始变乖，他相信了佐尔格的第二份重要情报。

我对埃森的那位老兵说：“从工作的角度讲，佐尔格是一位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报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来说太重要了。1941年10月4日他发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当时莫斯科会战才开始两天，首都保卫战正急需援军。结果，12月5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到莫斯科的十多个远东师发起了 加里宁战役 ，德国的闪击战就此止步。”

“他救了俄国，却毁了自己的国家。”老兵愤愤不平地说，“这样的人永远得不到德国老百姓的谅解。”

莫斯科保卫战——对抗的真正开始。佐尔格在关键时刻送来的情报终于使斯大林下决心调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防御日本的强大军力驰援首都。这是当时苏军剩下的唯一一支建制完整，装备精良的战略后援力量，而且非常适应在严寒气候中作战。这支部队在原驻地只留下少量兵力保持无线电活跃状态以迷惑日军，大队人马则在数周内行程8000公里赶赴莫斯科。图为加入莫斯科会战的苏军远东生力军向德军发起攻击。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征求过几个德国朋友对佐尔格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像约好了似的一致，全都猛烈抨击佐尔格这个“德奸”。这些朋友的思想并不右倾，全都有着鲜明的反纳粹立场，但从民族情感上说，他们谁也接受不了佐尔格，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一个人对佐尔格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使自己民族几乎灭种的卖国者。我提示说：“这话应该放在希特勒身上。”对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远是背叛者。”说这话的人是我以前在柏林工业大学里的一个同事。

1944年11月7日，49岁的佐尔格在日本被处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国。

他在被捕前传出的情报挽救了苏联，也为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石。就在他被绞死于东京巢鸭监狱的两个月后，苏军在1945年1月12日发动了全面进攻德国本土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矛头直指柏林……

事实上，把佐尔格说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国父亲和俄国母亲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也并非德国而是曾属苏联的巴库（现属阿塞拜疆共和国）。年满3岁时，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佐尔格才随父母到了德国。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归属，佐尔格应该是俄国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参加德军对抗协约国之举就要算是“俄奸”行为了。

佐尔格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丰碑。但他却被苏联在1964年追认为苏联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竖立着他的塑像。在战后由苏联控制的东柏林、德累斯顿、马格德堡、莱比锡、耶纳、卡尔马克思城（凯姆尼茨）等东德城市也曾纷纷用佐尔格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学校……

遗憾的是，迟到的阳光并不能融化历史的寒冰。

对佐尔格而言，最悲哀的一点恐怕还不是德国大众对他的感情抵触（他在选择了与苏联合作后，就不可能再去幻想德国民众对他认同），而是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国家在他面临绝境时所采取的态度。从佐尔格1941年10月14日被捕到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在其间的3年多时间内苏联当局对他没有采取任何诸如和日本交换间谍一类的营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佐尔格的苏联特工身份。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后的佐尔格在其生死关头被他的组织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历史学家对此评判说，如果真的让佐尔格返回苏联，他将是一个对斯大林极为不利的危险人物，因为只有他才能最有力地证明：是苏联的最高当局无视了他提供的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珍贵情报，从而导致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承受了本来可以部分避免的国土和人员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