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获得10亿用户、持续涌现创新、成为了国民级应用

也是全球关注的案例——微信的进化蕴含了哪些中国智慧？

我们研究微信，并非仅仅因为它代表中国创新，更是因为放眼世界，微信也代表着全球创新的先进水平，是创新创业人士都该关注和研究的样本。

“你还愿意再被张小龙关进‘小黑屋’里吗？现在回过头看，小黑屋的最重要意义是什么?”伦敦商学院副院长、 战略与创业课教授朱利安·布金绍（Julian Birkinshaw)如是问到。

5月16日下午，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新”案例讨论课程进行中。其中一个环节是，微信早期十人团队之一Lylechen与师生们进行交流。而所谓的“小黑屋”，是2010 年张小龙率领的小团队70天内“没日没夜”地封闭式开发微信最早的版本。

“我挺怀念呆在小黑屋里的时光的，可惜回不去了。”Lylechen腼腆地微笑回答，引来了同学们报以轻松的笑声。

在课堂上，Lylechen回忆说：“当时，我们每周都会完成一个功能模块，之后基于内部体验再修改。龙哥每天都会盯着进度，亲自体验，提出问题，然后我们继续改。”在Lylechen看来，“小黑屋”确认了微信第一版的核心功能，以及确定了微信带有明显的张小龙个人风格。

接下来，商学院的同学们抛出了炮如连珠般的问题，频繁举手抢着表述各自的观点。 目前，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微信并没有像在中国那么普及。可以说，欧洲人整体连微信公众号相关功能或许都比较陌生，更别提小程序了。

然而，在伦敦商学院的讨论课上，完全不存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问题。师生们早就通过案例阅读了解了微信的前世今生，会谈起张小龙做的QQ邮箱，会分析马化腾在腾讯推动的“赛马机制”，也会认同不用过早承担财务指标有利于早期的创新。

在同学们的讨论中，会聚焦团队已达2,000人的微信如何保持灵活和敏捷，会探讨微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决策管理的平衡点，还会展望微信小程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会思考未来5G时代下的微信演化。

之所有有如此良好的案例讨论效果，在于伦敦商学院的管理学者不远万里，往返于伦敦和广州之间，几次深度访谈了微信早期成员、高管，其中包括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历时近一年才完成微信的案例撰写。

这是伦敦商学院首次对中国新经济案例的正式研究，也是国际顶级商学院首次基于微信团队深度访谈完成的案例研究。

这意味着，全球的商业精英群体正在深刻理解微信。“微信作为全球‘十亿用户俱乐部’的成员，是腾讯创新的典型代表。我们研究微信，并非仅仅因为它代表中国创新，更是因为放眼世界，微信也代表着全球创新的先进水平，是创新创业人士都该关注和研究的样本。”朱利安·布金绍教授表示。

1 穿行的冷静

2010年2月9日，谷歌推出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工具Google Buzz。

Google Buzz不仅无缝对接谷歌自己的常用服务，包括Gmail、YouTube和地图等，而且还把当时最流行的第三方社交工具，包括推特、分享图片和视频的Flickr等，都集成进去了。

Google Buzz是一款移动终端优先的手机社交应用，可以通过谷歌的账号登录上述那些服务。要知道，在彼时，这种社交产品理念是领先于Facebook的，因为Facebook还要在两年后才成功全面转向“主打移动端”。然而，如此优秀的Google Buzz，仅仅运营了一年多就下架了，原因是该产品在未掌握用户核心需求时，就强硬导入了用户在Gmail里的关系链，以及“跟踪”了使用者的位置等等。

用户们的强烈反弹，让谷歌承受了空前的社会压力。谷歌对自己“冲动的惩罚”，即是关停了这一有潜力可以称霸世界的社交应用。后来，当谈及夭折的Google Buzz时，曾经历过这一切的员工对谷歌是“怒其不争，哀其不鸣”：谷歌对外界的评论总是过于介意，每上线一个服务，都要时刻考虑社会上各种潜在的负面意见，管理层中缺乏愿意承担责任的实干家。

2011年10月，谷歌宣布关闭Google Buzz。而在这个时间点，中国有一个名叫“微信”的社交应用，在拥有2,000万用户的基础上，发布了3.0版本，推出了“扫一扫”、“ 服务号”等与线下场景相关的功能。

在Google Buzz昙花一逝之时，微信开始连接世界。

在今年1月份微信公开课的演讲中，回顾草创的历史时，张小龙说:“我们当时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新的产品没有获得一个自然的增长曲线，我们就不应该去推广它，所以在前5个月里面，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去推广它，我们只是想看微信这样一个产品对于用户有没有构成吸引力，看看用户是否愿意自发传播它。”

在他看来，如果用户不愿意传播，他们怎么去推广它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回答伦敦商学院学员问题时，Lylechen说道，最初在“小黑屋”封闭开发期间，并没有觉得有太多压力，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项目，当时很有干劲，微信的版本也经历了很多的试错，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尝试过，“直到做了语音，语音成功了。”语音功能的成功，为微信带来了转折点：从当年5月开始，微信的日增用户数一跃达到了10万以上，要知道，这是在没有动用任何QQ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的。

而在此之前的半年里，微信的用户数未曾突破100万——在腾讯内部，一个半年用户数不能超过百万的产品几乎微不足道。“我们当时特别庆幸做了几个很正确的决定，第一，我们没有批量导入某一批好友，而是通过用户手动一个一个挑选；第二，在一个产品还没有被验证只能够产生自然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推广它，把这两个事情做对，虽然这个时间会花得长一点，但是这样使得它真正开始起飞的时候，它是很健康的。”张小龙在演讲中说道。

对照“先烈”Google Buzz，正是“操之过急”地创新导入全球最热门邮箱Gmail的批量好友关系，引起用户的警惕和反感，继而遭遇强烈的舆论抵制。更重要的是，面对用户的群情汹涌，谷歌选择的是妥协和放弃。微信创办至今，何尝不也饱受批评和吐槽？

“在中国，每天都有5亿人说我们做得不好，每天还有1亿人想教我怎么样做产品。”张小龙自嘲说，好的产品需要一定的独裁，否则它将包含很多不同意见以至于产品性格走向四分五裂。“我们没办法让10亿人来投票决定什么是好的，也投不出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微信“在杂音中穿行”的冷静。

尽管产品要为用户服务，但倘若时刻被用户众说纷纭的意见所影响，那么，开发者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复杂性陷阱”，即，左右决策的变量会像癌细胞一样以指数级方式增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仅仅依靠“穿行的冷静”不足以获取全面成功。那怎么才能通过改变寻求设计的优化，让它变得更好呢？

张小龙的答案是：“这个决策必须遵循好的设计原则。”

2点燃核心功能

一谈起产品设计，人们的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转向苹果公司。

人们之所以都这么在意苹果的设计能力，因为苹果是一家设计驱动的公司——可谓“无设计，不苹果”。但苹果的设计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横空出世的优秀”，相反，不少苹果产品在诞生之初都是被批得体无完肤的。

例如，1998年，苹果推出的iMac电脑，性能糟糕透顶，而且鼠标极其难用；现在被认为苹果再次辉煌起点的iPod，在2001年刚推出第一代的时候，其实并不好用，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评价都非常差；2005年，苹果与摩托罗拉一起研发了一款手机，但现在基本上是没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产品；2007年第一代iPhone推出的时候，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应用程序，连接电脑也相当麻烦。

苹果的设计能力的强大，在于持续地“绕着核心功能”螺旋式迭代进化。既然不能同时满足数以亿计的人的意愿，那么只能按照自己的设计原则行事；而设计原则的关键是，就是围绕核心功能来推演。

微信的产品设计进化，与苹果有不谋而合之处。现在，我们使用微信聊天、支付、玩游戏、订电影票，觉得在微信里完成一切是天然造就的。殊不知，微信也是从非常简陋的版本开始，围绕着一个核心功能，不断地往外增加“同心圆”，持续迭代改进，才成为今天的超级App。

2011年1月上线的微信1.0版本，应用场景定义为熟人间的通讯工具，只有四个主要功能：通讯录、发送信息、发送图片、设置头像和微信名。可以说，这在当时毫无王者之风的特征。

微信的2.0版本，增加了微信的语音功能和“查找附近的人”功能。至此，微信成为了陌生人语音社交的工具。也是在这个期间，微信的用户从400万增加到了2,000万。

微信3.0版本，相继推出了“扫一扫”、“摇一摇”、“服务号”等，用户飙升过亿。

4.0版本的时候，微信推出了“朋友圈”。从此，微信从通讯工具演化为社交平台。

有趣的是，微信在推出4.0版本时，用户是不能在朋友圈回复评论的。回复评论的功能，直到4.2版本才有。这曾经引起了一大轮吐槽。但从开发者的设计原则来看，没有必要把所有功能全都做好再放出来，可以“一边忍受吐槽一边持续改善”。

与之类似的例子是Apple Watch——这是乔布斯去世以后，苹果推出的重磅产品之一。

第一代手表苹果手表Apple Watch刚推出的时候，遭到了用户的恶评，它既不能脱离手机独立工作，而且界面复杂、价格昂贵。但是到2017年，苹果推出第三代Apple Watch的时候，不但可以独立使用，而且还很方便，它根据用户的反馈加入了不少易用的功能。如今，Apple Watch在智能手表市场拥有超过30%的占有率。

因此，设计迭代首要看重的是：产品的核心功能要奏效。基于核心功能附加的其他功能，则可以逐步来完善。

设计是微信运作逻辑的核心。对张小龙来说，微信是艺术品而非商品。在史蒂夫·乔布斯的影响下，小龙将自己看作工匠，致力于打造一件功能极简又赏心悦目的产品。

张小龙这样说：“我开始给Foxmail设计用户交互的时候，我会做得很复杂。随后我才发现必须要做减法，让它简单化和合理。比如，在微信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同事会提建议，说一般的App底下都有5个功能，然后大家会说其实可以加一个功能，当时我很害怕这种情况出现。然后我就说我们定一个规矩，微信永远都只有4个功能，以后永远也不要加它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增加一个。“

基于有效的商业实践，微信的设计“由点及面”：从最早的通讯工具，到社交平台，再到移动生活场景，继而到现在移动商业帝国，在微信这个巨大的经济体里，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和个人，从生活到财富，光荣与梦想，都能够在微信里追寻和实现。

既然那么多人在微信赚到了钱，那么微信自己的盈利状况如何？

3 守护注意力

从全球范围看，社交媒体是一盘好生意。

2017年，《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社交媒体是如何毁掉民主的”文章里介绍：全体美国人每分钟放屁的数量大概是300万次，而每分钟在Facebook上的点赞数，可以达到400万次。

点赞超越了放屁，成为社交媒体时代人类最频繁出现的生理反应。而诱发这个新时代生理反应的背后，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用户注意力的捕捉。

“注意力经济”这个术语，最早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在1971年提出来的。他当时的一句判断，预见了数十年后的今天现实：“大量的信息会造成注意力的短缺。”

社交媒体是当今世界的注意力黑洞。社交媒体吸引了广大用户的注意力，接着将这些注意力“转售”给广告主。广告是注意力商人奋力追寻的宝藏。

2018年4月份，扎克伯格到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回答关于用户隐私泄露的问题。其中，“无知的”参议员奥林·哈奇问到：“Facebook怎么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同时还能赚到钱?”

扎克伯格自信地回答：“参议员，我们投放广告。”这句话马上在硅谷被印到了T恤上。有人统计过，在Facebook上，每十个帖子就会出现一个广告。

不过，如何对待或收割这些注意力，社交媒体们出现了分化。

2015年，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了社交媒体WhatsApp及其团队。WhatsApp一直坚守“没有广告、没有游戏、没有花招”的座右铭，Facebook亦曾承诺会遵循这一准则。然而，2018年8月，Facebook开始在WhatsApp植入广告；Facebook开始干涉旗下Instagram的产品设计，比如增加了定位跟踪服务，这是Instagram此前一直抵制的。

结果，WhatsApp、Instagram创始人都先后离开了Facebook。

扎克伯格后来的公开信说，要把Facebook、WhatsApp和Instagram这三个产品彻底打通。可以说，这家公司在“疯狂变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张小龙的选择，与扎克伯格大相径庭。张小龙观察到，因为很多公司的目的是要流量、要变现，所以针对产品经理的KPI就是如何产生流量如何变现。“一旦围绕这个目标，大家的工作目的已经不是做最好的产品，而是用一切手段去获取流量而已 。”他在演讲中提到，这并不是微信倡导的原则，他倡导的是利用微信做出好产品分享给用户。

不少意在“割取注意力”的提议，都被微信默默地忽略了：有人认为微信是人际关系利器，要加1万人以上的好友；有人认为微信是社群的福地，要建1,000人以上微信群；还有人认为微信应该进行公众号热文排行。

在微信看来，在产品层面要对用户友善，要让朋友圈有价值，更要降低对用户的骚扰。无论是诱导分享，还是互推涨粉；无论是侵扰朋友圈，还是海量加好友群发；无论是模拟手机站街，还是拷贝粘贴抄袭——任何以“谋杀注意力”为目的的举动，都逐渐在微信上找不到生存空间。

有人说，作为首屈一指的国内社交媒体，微信每天都在浪费巨大的流量，并没有把流量充分转化为金钱。

与其他简单粗暴地“收割流量”的做法相比，微信的商业化运作更为“润物细无声”。之所以微信可以保持较少的广告量，是因为作为平台级的产品，微信并不单一依靠信息流广告来盈利，支付也占很大比重。同时，放在腾讯公司整体来看，腾讯还有其他众多盈利点，并非仅依靠微信来“金鸡下蛋”。

这既是微信之幸，也是用户之幸。用户们逐渐开始明白，微信的所谓“流量浪费”，其实是让用户找到了网络社交上舒适的角落，是用户作为个体的人而非销售对象存在，也是微信能够积累10亿用户的根基。

与微信产品设计理念相近的是Instagram。在Instagram，帖子很难被分享，降低了病毒传播的速度，而外部链接很难嵌入到Instagram，这让它对假新闻制造者没那么大吸引力：Instagram推出了反沉迷系统，如果用户一直在刷新帖子，系统会提示：该放下手机去跟真实的朋友聊聊天了。

而在微信的4.5版一个页面上，会出现一行大字：“是时候放下手机，和朋友面对面了!”在张小龙看来，互联网人的使命不应该是让所有人除了吃喝拉撒，把时间都花在看手机上面。

“拿停留时长来衡量一个App，这个跟我对互联网的初心的认知是背离的。”张小龙说，微信永远都不会把用户停留时长作为一个目标。相反，微信关心的是能否让用户使用起来最快速最有效。

Facebook之所以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超过预期，关键就是在Instagram Feed上增加了广告比重。

《财富》杂志认为，用户数据、广告商付费和免费内容，是Facebook的“神圣三位一体”。用其COO桑德伯格的话说，“这种商业模式真的很强大，比任何其他模式都要好得多”。

商业化无可厚非，微信也并非要抢占道德高地。但让张小龙念念不忘的，不是多强大的商业模式，而是“善良”。

4善良的气场

在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发表演讲，追忆了自己的童年岁月，讲述自己如何懂得了“善良比聪明更难”的道理。

对于贝索斯的这句话，一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一种道德说教：聪明和善良本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商场如战场，如果不够聪明而导致不能成功，善良只是一句空话。

而另一派观点认为：善良和聪明表面上是不相关的两件事，但内在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善良表面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看待世界的眼光和角度，谷歌主张的“不作恶”也是类似的“立场视角”。一直到现在，贝索斯都坚持一个规定：亚马逊公司开董事会的时候，董事长的位置是空着的，因为这个位置是客户的。他说:“ 我们开董事会作任何决定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不在位的董事长’是怎么想的。”

近几年来，张小龙也结合微信的产品理念来谈阐述善良。

“我只想强调的是，我们对于用户的态度上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套路的态度 。所以这种善良是一种基于理性之上的善良。”张小龙说，如果那是一种非理性上的善良，那么它是一种愚昧的善良。“所以，我认为善良本质上是一种能力。”

为什么善良是一种能力？贝索斯在很久之前就“呼应地”给出了答案：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聪明是不足以让你作出正确决策和选择的，反而是善良的特质能帮助你作出正确的决策。

贝索斯和张小龙都认同的“善良比聪明重要”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在强化善良本身，而是在强调：聪明会让人陷入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我们要学着节制自己的聪明，不仅仅是换位思考， 更重要地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待及处理问题。

于是，善良是要站在跟本身的立场、视野不一样的主体上，看待自己现在做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有时候对公司有利的事情，往往对用户是不利的，而如果忽略了用户，那么在作选择和决策的时候会“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愚蠢”。

在聪明人精心设计的套路之下，用户就被训练得视反常为正常，视正常为反常了。垃圾短信满天飞，广告无孔不入、诱导点击购物深不可测，我们几乎都习以为常地认为是“最正常不过了”。

张小龙所做的，就是让正常回归正常。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微信没有开屏广告，不因节日运营或营销活动而改变logo或产品形态，帮助用户提高效率而非榨取他们的时间。他认为，不能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

作为微信最初的建造者，张小龙为之后所有的功能奠定了基调，并经常否决他人提出的建议。对此，微信一位管理层这样解释：“比起纠结一个功能是不是最优，我们更看中整个产品是不是具有一致性。也许小龙他会出错，但试错的时候小龙会去纠正他对整个产品的思考。”

善良成了张小龙独有的价值观气场——因为目前让中国别的产品经理来说善良，都不合适。

更重要的是，张小龙一直力图在微信团队内部将善良传承下去。

张小龙想让更多的年轻员工参与项目会议，学习自己和其他高级经理制定决策的过程。一位微信管理层对此这样评论：“开会审项目的时候，小龙会把这个项目的相关人都请来办公室里，甚至还有实习生。而且小龙非常鼓励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也相当于对于年轻人的培养，让他们参与到整个项目的最底层的思考和碰撞中。小龙一直很坚持这个，我们现在从最一线的产品经理到总监，到中层干部都要和小龙去开会。”另一位管理层补充道：“文化是要传承的，我们会闻气味，看到底是不是跟我们相同的人。

《菜根谭》有两句话:“福不可邀，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祸不可避，唯去杀机以为远祸之方。”

善良，何尝不是“养喜神，去杀机”呢？

5 价值的飞轮

2000年，微软创下了6,000亿美元市值纪录。当时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几乎是整个软件行业唯一能够发布软件的平台。在个人电脑时代，任何一家IT公司都绕不开微软。

到了基于社交网络的互联网2.0时代，Facebook成了互联网2.0的操作系统，因为开发者的软件只要是给终端用户使用的，最好的选择就是Facebook上发布。2012年Facebook上市，创造了彼时IT企业IPO规模的纪录，关键不仅在于它是个庞大的社交网络，还在于它是个举足轻重的软件发布平台。

而现在的企业级用户，绕不开的选择是亚马逊，因为它占据了云计算大部分市场份额。从全球范围看，除了少数上规模的公司，非常多企业级用户都只能绑定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造就CEO贝索斯成为首富的亚马逊，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电商巨头，而更重要在于它是云计算平台霸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两个重要的软件发布平台是:苹果的手机操作系统iOS和谷歌开发的安卓系统。如今的IT行业，无论是做软件还是做服务，都要移动优先。于是，苹果和安卓的App商店，就成了全球开发者紧盯着的发布软件的平台。

上述的五家科技巨头，长时间处于全球股票市值前列。知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说过:“软件正在吞噬世界。”所以，每一个有雄心的公司，都向往成为软件和服务发布的主流平台。但腾讯在坚持开发平台策略，微信也在将小程序作为塑造平台能力的新起点。

相比AppStore和安卓市场，小程序有着本质的不同：小程序不做流量分发、不做应用商店，也就是说，小程序实际上是没有“市场”的。

“小程序是我们，也是我个人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还没做一个事情，就先宣布出来了。”张小龙在演讲中说，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压力，给团队一个压力，“这个事情我们非做不可，而且一定要做到。”

由于很低的开发门槛和易用性，现在不仅微信一家在推进，其他好些公司也在动手做小程序。但张小龙并不担心同行会对微信构成很大的威胁。在他看来：“如果只是希望借由小程序这种载体，来做一个流量的生意，我一点都不看好。只让自己好不让别人好的事情，通常都不会太长久。”

张小龙对小程序的期待，跟全球科技巨头的路径是一致的。“小程序的使命是，让创造者体现价值和回报。我们的一切都是围绕这点展开。”张小龙说，很多人看不懂为什么小程序要去中心化。如果不去中心化的话，腾讯自己垄断了头部几个小程序，那就没有外部的开发者什么事了。看起来腾讯可以短期获利，但这个生态就没有了。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看，“去中心化”是和AppStore、安卓市场等最大的区别。因为微信小程序不做分发，开放得更加彻底——这是与腾讯对微信的定位、赋予微信的使命相关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话用于平台公司，可以解读为平台设计者最好顺应软件开发者的需求，其次才是利益驱动、指导教化和整治管制的方法，最糟糕的就是平台方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跟开发者争夺利益。

对应太史公的古老智慧，张小龙说:“哪怕是腾讯投资的公司， 也应该一样的遵循平台的规则，否则也会破坏平台的公正性，我们更看重的是平台的健康。”他也坦诚，即使到今天，小程序还不能说完全的成功。

但是，微信逐步呈现的“飞轮效应”，让开发者和用户对小程序等未来平台拥有了信心。

“飞轮效应”的概念是由管理学专家、《基业长青》 作者吉姆·柯林斯所提出。

简单而言，一个飞轮由于自身重量很重，所以启动的时候很慢， 甚至在启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可能感觉不到它在动。但是， 在轮子旋转的时候会形成一种惯性和动能，使得轮子自身的重量 逐渐转化成一种强大的自推力。所以，当飞轮一旦转动起来，就是会有非常明显地加速运转。

回顾微信发展的进程，从公众号到微信支付等等功能的成功，验证了微信的飞轮效应已经发生 。那么，接下来到小程序、小游戏，也很有可能散发飞轮效应的光芒。

“对于小程序，我们的决心非常大，但我们并不急着说一下子就要做成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态，不是一个To C功能，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慢慢的培育它。”张小龙在演讲中说，“也只有让成功一再滚动起来，才能在未来的道路走得更快。“

微信要开始面对下一个8年新的挑战。但这个新的挑战不是来自于竞争对手，而是来自于在用户层面。每年用户都在变化，我们要面对新的用户时代新的用户产生的需求。”张小龙说，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微信始终瞄准的是做最好的工具，并且始终基于“让创造价值的人体现价值”这样的原动力，“我觉得我们再怎么走也不会得太偏。”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如今使用的社交媒体，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它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蜡板和莎草纸——也就是说，社交媒体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近2,000年。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社交活动的本能需求。

其中，在17世纪70年代，咖啡馆是英国人最热衷的社交媒体。只要花一便士买杯咖啡，就可以和别人聊一个晚上。当时，牛顿就是在咖啡馆里和朋友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部分也是在咖啡馆中写出来的。

人性不变，社交产生的价值不变——只是在互联网时代，社交价值量级更会加倍放大，无疑，微信是这个进程的重要助推力量。

△ 微信的第一行代码

附：本刊编辑骆海涛采访伦敦商学院“腾讯微信的创新与敏捷”案例课件的共同撰著者柯良鸿

快公司：伦敦商学院为什么选择将微信作为重点案例研究？

柯良鸿：首先，微信是一个有多次创新的产品，不断地有重大创新涌现；其次，它的用户量足够大，而且是快速达到10亿；再次，马化腾和张小龙的领导力，在中国属于顶尖的水平。

快公司：微信成为了伦敦商学院的案例课之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

柯良鸿：除了在伦敦商学院，微信案例还会进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库里，全球至少还会有几十个商学院引入这个案例。所以，微信案例会影响研究全球商业的精英们。

快公司：微信展示了中国哪些创新特点？

柯良鸿：我们用腾讯的微信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中国的创新，最后的发现是，微信与国外的创新更多的是相同之处，而不是“相异”。微信这个产品部门，我们觉得它更像是西方公司。微信的理念、管理方法的理念等各方面，更像一间西方公司，反正，它离中国传统的公司有点远。可以说，在高科技行业，各家公司都采取通用的商业管理原则。这也说明，微信在全球范围都代表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快公司：您认为赛马机制在未来适合腾讯、适合微信吗？

柯良鸿：赛马机制这种方法代价高昂，并可能完成重复，但如果未来不明朗，科技发展又十分迅速，在有可能出现“赢家通吃”局面时，“赛马”还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微信是得益于赛马机制，但微信本身内部并没有赛马机制，这跟张小龙个人风格相关。

快公司：你们的一个研究成果是，微信未来的商业模式强大之处在于它“制定标准”，为什么？

柯良鸿：首先，我个人隐隐约约看到，小程序有点像标准制定，因为它很新，以前都很少人这样做。如果这样能成为标准，它就会变成更有力的产品。这种标准不一定是高通公司那种标准。这是我的一种感性预判，微信好像在把小程序变成一种标准。

快公司：为了研究和撰写这个案例，你们跟张小龙有过深度交流。跟他交流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细节？

柯良鸿：相比聊商业，小龙更喜欢聊艺术，不断地说微信是一个艺术品，并不是一个商品。但我们有太多问题要跟他交流了，尽管他的兴趣点是谈艺术，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拽回来，重新谈有关商业方面的内容。

快公司：微信的商业化方式的问题，我想知道在这块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为什么微信可以对商业化有这样一套处理的方式，或者思考，而其他公司不可以？

柯良鸿：赚钱，一般的公司都有KPI的压力，就是内部的机制有KPI压力。上了市，还有华尔街压力，很多公司就毁在太着急。很多公司内部定了很多KPI，这跟管理水平是有关系的。追求KPI，最后变成看细节，不看大的了，所以管理层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在那种氛围里面，肯定是很多极致的东西没有精力去做的。比如做软件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做出来，问题是你先做哪个。如果有KPI压力，可能就专门弄那种赶快能赚到钱的。比如多弄点广告不就马上有钱了吗，但你多弄点广告客户会很烦的，最后客户会流失。所以永远都要找一个平衡。

文 | 骆海涛

杂志美编 | 陈涧妮

编辑 | 一块糕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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