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I财经社 刘碎平

编辑 | 严冬雪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外企白领Vivian觉得自己最近都“生活在垃圾桶”里：从年初开始，公司总部斥资做了一应改造，包括撤掉办公区垃圾桶，各大屏幕滚动播放上海市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片，就连电梯里都新装了半人多高的大屏幕，步入电梯，然后被各式图片包围。

在上海，垃圾桶面前人人平等，男女老少都绕不开志愿者的一句灵魂发问：“你是什么垃圾？”

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罚款50至200元，单位则是5千至5万元。重锤之下，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钱袋子，又不能让全国人民看笑话。

看笑话是不可能的，北京、成都等多地强制垃圾分类的钟声也已敲响。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钱袋子也是捂不住的，罚款到来之前，钞票已经流到了其他地方：在上海，餐厨垃圾粉碎机和垃圾桶卖到脱销，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购或预约政策。数据显示，6月18日当天，京东垃圾处理器类目的成交金额同比超过去年的150%；在天猫上，贝克巴斯（厨余垃圾处理器品牌）首小时成交金额超过去年的410%，1分钟超去年全天。

从拾荒这个古老行当演变而来的垃圾分类回收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爆发。

7月1日，上海宝山路街道、闵行某小区两地实拍

01

垃圾分类的成本

7月1日早上8点，上海白领七七赶早去了一趟小区“垃圾临时堆放点”，她颇有仪式感地认真分类好并进行分类投放。本以为人头攒动的投放点只有她一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上班族匆匆前来扔垃圾。

“今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和执法机关一起开罚单。”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工委会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胡建文告诉AI财经社，垃圾分类工作在该小区已经开展很久，如今法规正式实施，目前大多只是口头警告，尚无处罚案例。

在便利店，顾客留下的泡面桶在店员手里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分类处理：先将面汤倒入水池，再将残渣倒进湿垃圾桶，泡面桶被扔进干垃圾桶。

上海某外企茶水间

“第一次（混装）拿回去重新分拣，二次上门警告，三次罚款。”闵行区合川路附近一家麻辣烫店负责人介绍，垃圾分类已经半个多月了，厨房里有6个分类桶，确实麻烦了许多，“罚款后仍旧不改的，可能就要取消营业执照了。”他皱了皱眉，但仍觉得分类终究是好事。

“不分类，我们就不收。”该街道一位负责商铺垃圾收运的工作人员介绍，沿街商铺试行垃圾分类以来，每天都很忙，团队10人每天两班倒，从早上4点忙到次日凌晨1点。

商铺尚好监管，但面对个体，对拥有2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来说，垃圾分类绝非易事。

静安区景凤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视作垃圾分类模范小区。采用四分法，定时定点投放，过时不候。小区居民李磊告诉AI财经社，他们做过统计，定时定点试行一个半月后，全小区400户居民，每天约有25到30户居民在规定时间之外丢垃圾，将垃圾袋堆在垃圾箱外，其中约有10户以上做了分类，整体参与度仅50%左右。

到了规定投放时间，小区物业雇佣的工作人员会将地上的垃圾袋打开、分类、投放。身穿志愿者服装的老头老太们也会出来监督指导。

志愿者李丽告诉AI财经社，志愿工作是无偿的，有时遇到不讲道理的居民还会被骂。不过，再过几天，服务点就要装上摄像头，“谁乱扔就可以罚谁。”像李丽一样的志愿者，在上海大概有10万名，他们普遍已经退休，在居委会的组织下，成为监督社区垃圾分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早7点到9点、晚6点到8点的投放时间对上班族并不友好。一些网友则表示，自己都是在晚上偷偷倒垃圾。有痛点就有商机，几天前，饿了么高调上线“代扔垃圾服务”，一单12块，跑腿范围不超过3公里，需要事先已经分类。

小区公共领域撤桶也带来很多问题，“乱丢乱扔的现象明显变多了。”闵行区一位小区保洁员告诉AI财经社，撤桶后，清扫任务加大了很多。

面对争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梅谈到，定时定点不是目的，而是希望有一个大家直接沟通的时间和地点，让人们更快更好参与。齐玉梅透露，目前，上海全市规范社区投放点的改造已经完成71%，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约30%的社区垃圾分类已经“蔚然成风”。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丽哈德认为，处罚监管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不做分类，惩罚已经存在了，比如环境污染、垃圾围城。数据显示，我国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随着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发展，垃圾总量还在激增。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8月，上海城管执法系统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员。这意味着，每一名城管要对超3000名居民执法，而且要深入到大街小巷。在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看来，惩罚监督成本非常大，只有社区建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监督才是可持续、低成本的，“法律当然需要，但是未来更多还是要靠社区人格素质的提升、建设，通过这些方法来实现行为改变。”

7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对一家酒店开出首张整改单，并将在一个月内随时复查。当天，上海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检查各类单位4216家，教育劝阻881起，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20起。

02

消失的“摇铃铛”

闵行区一个堆满废品、灯光昏暗的回收站里，李刚和他的妻子、父母在此工作。

老早之前，李刚们在上海被叫做“摇铃铛”。他们蹬着三轮车，摇铃走街串巷，靠收捡废品养家糊口。在数以万计的摇铃铛里面，也藏着不少造富神话，大多数李刚不属于这一类。改革开放后，国有废品回收系统全面退出了民用废品回收市场，大量职业拾荒者涌现出来，往往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有资料显示，主要以四川、河南、河北地区的农村人口为主。

据调查，1998年，北京有近30万拾荒者，当年回收物质180到200万吨，售出收入20亿元以上。北京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源鸿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徐源鸿是85后，也是有名的“废二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的父亲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先干了几年包工头，发现老乡都做废品回收，还更赚钱，就转了行，在昌平区东小口开了废品回收市场。到该市场被取缔时，徐源鸿父亲已经在这儿干了快20年。资料显示，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曾经承载了北京市近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

爱分类的垃圾二次分拣中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废品回收行业和从业群体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一方面，该行业监管长期缺位，人员鱼龙混杂，又藏匿着大量销赃、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踩着三轮车乱窜的“摇铃铛”不仅威胁交通安全，也影响市容市貌。

2007年，一位领导来视察，碰巧有几个小孩在玩耍，一位陪同指着孩子开玩笑：“你看这都是’废二代’，父母是收废品的，他们也是收废品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徐源鸿，暗自发誓要改变人们对行业的看法。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获得通过，规定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责任人要将垃圾分类驳运至交付点。责任人的出现，意味着“摇铃铛”们退出历史舞台。《条例》试行后，李刚主动找到小区物业，拿下了废品站附近两个小区、约600户居民的垃圾收集工作。除了将可回收物送到站点，李刚还负责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分拣工作。

“赚不了什么钱，有什么办法？”李刚介绍，平均下来，全家每月总收入一万块出头，他记得附近还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回收人员。

作为曾经的摇铃铛，李刚们或被一些回收中转站完全收编，成为垃圾二次分拣员，或被物业收编为保洁员，另一些则不得不面临失业或转行。

6月25日下午，友谊路街道一位社区保洁员张强正在签署协议，他即将成为藏宇环保公司在宝山区收编的84个保洁员之一。在宝山区，藏宇环保负责84个社区的两网融合工作，两网即“居住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网络。

“两网融合”是政府关于生活垃圾的一个托底项目，用业内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正规的回收中转站”。从体量上来看，李刚以家庭为单位，藏宇这样的公司则是企业化运作。过去，一些废品厂在利益驱使下，仅回收具有高附加值的可回收物，如黄纸板、塑料瓶等。由政府托底的两网融合点，则承担着低附加值物的回收，比如玻璃、泡沫等。以往，这部分低附加值的垃圾会被送往焚烧厂，两网融合的推进，也是达到垃圾减量的一个手段。正因如此，政府也会有相关的补贴措施。

准确说来，这是张强的第二次收编，由于有回收经验，此前，张强已经被小区物业雇佣为保洁员。今后，除了清扫保洁工作，张强还要把可回收物集中到“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达到一定量之后，再通知回收企业上门。开车上门的司机则承担着称重、登记工作，这些信息将和可回收物一同被带回中转站，再输入系统。

某中转站负责人介绍，保洁员收到的可回收物，中转站将以市场价格付费，不过，作为公司收编的保洁员，必须保证操作及收运规范，并且要保持每个种类的纯净度。除了保洁员，中转站的部分全职分拣员也是从“摇铃铛”收编而来。

相比未被收编的李刚，张强能拿到三份收入：保洁员工资、废品差价以及上门回收的鼓励金。今年3月前后，居民通过支付宝搜索“垃圾回收”可在线下单，张强上门回收，每单几毛钱不等。

住建部公布的《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全国城市用于市容环境卫生的固定资产投资为508.1亿元，相比十年前增长了10倍，其中，用于垃圾处理的投资经费达240.8亿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5倍。

据透露，全上海大概有20几家企业和社会组织做着和他们类似的工作。

事实上，垃圾分类能否顺利推广，与当地的末端处置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否则分类好的垃圾又将陷入混装混运的尴尬局面。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平均湿垃圾所占重量比例为64%，部分东部城市超过70%，而其他国家平均为46%。

中科院高等研究员史吉平曾对媒体列出一组数据：如果全部生活垃圾都得到了有效分离，上海的日均湿垃圾量将达到1.56万吨，而目前的处理能力是4000吨左右。

“要加班。”上海静安区绿化市容局官员尤文坚对AI财经社透露，目前的处理能力还是有缺口。在上海乃至全国，垃圾处置链条上的中后端还是以国企为主，在处理缺口明显的情况下，一些涉足分类回收的社会企业热切希望能向中后端延展。除了当地政府开放度，资质问题也是社会企业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比如拿下一个环评就得两三年。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对AI财经社表示，在分类、回收、处置的这串链条上，后端缺乏相应的规模化企业，总的说来，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要一步一步来，我预计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把事情做成。”杜欢政说。

也就是说，曾刺痛徐源鸿的那句话，尚需时日才会淡去。

03

谁在赚钱？

2009年，北漂14年的四川巴中人朱星龙怀着落叶归根的心情，来到山城重庆。他打听到一个山城棒棒军干了5年废品回收，就供了两个娃上大学的故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浮现。

拿着当淘宝店主攒下的1600万元，朱星龙正式进军废品回收行业，成立恒奥环保公司。一年后，朱星龙在《参考消息》上面读到日本人以废纸换手纸的故事，受此启发，恒奥推出“垃圾换物”的活动，比如，1公斤报纸换2包手纸。这不仅引导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还让老百姓有了“获得感”。2011年，“垃圾换物”得到媒体的大量报道，引发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市城管局。

2013年，由于废品单价持续走低、政府环境不够友好等因素，朱星龙在重庆的废品生意宣告破产。2014年，南京正在为青奥会做准备，背着垃圾分类的指标，找上了朱星龙。朱星龙带着仅剩的两万块钱，来到南京栖霞区尧化街道，成立了南京志达公司。这一次，他放弃了靠回收挣钱的思路，主要盈利业务变成分类回收相关的大数据、培训策划、以及平面设计等。

在朱星龙备受外界关注的那年，远在北京的中环创新创始人李震正在尝试另一种模式。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归”李震接触到政府助残就业的项目，负责组织残疾人回收废品。这次经历带给李震的震动，不亚于朱星龙听到棒棒军发家致富的时候。

2009年，李震开办了中环创新，进驻北京朝阳区劲松街道，在10个社区开展垃圾分类。2011年末，中环创新推出一站式垃圾分类回收站“绿馨小屋”，采用积分换礼品的方式鼓励居民主动把垃圾分类。

两年后，“绿色账户”积分在上海推行，直到今天，上海市民仍然在使用绿色账户。在一些社区垃圾投放点，居民每投一次垃圾就可以获得5积分，积分可用于换取日常用品和缴纳物业费。

不同于朱星龙和李震，技术出身的王永在环卫设备领域深耕多年，2013年，浙江联运环境公司成立。联运环境副总经理肖龙回忆，早前，联运环境是环卫设备商龙马环卫在浙江的代理商，靠着智能垃圾桶业务，他们切入了垃圾分类服务市场。

图/视觉中国

联运环境向AI财经社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联运自主研发生产的智能回收硬件和软件平台应用于全国2000多个项目，服务于800多万居民用户，再生资源日均回收量达2100吨。目前，联运智能回收箱除拥有自己的App和小程序外，也接入了支付宝、微信，用户扫码即可开箱投递。多家企业向AI财经社表示，联运手握的数据是一块很大的优势。

目前，联运全部业务的用户量约800万，肖龙透露，用户突破千万之后，日活会是下一个指标。

“联网并不是智能，不过是自助式的。”藏宇环保杨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市面上的智能垃圾回收箱并非真正的智能，智能应该要分辨出垃圾的纯净度、有没有分类，要完全脱离人工才叫智能。联运向AI财经社坦言，居民小区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正确度打分，主要靠巡检员通过手持终端来人工进行，“这一块是很累的。”

不管企业做法存在多大差异，它们的甲方都主要是政府，甚至完全依赖政府。靠政府补贴和售卖废品赚不了什么钱已是业内共识，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才是一个长久发展路径。

“我要指着这个（垃圾分类）活着，那就得饿死！”李震告诉AI财经社，中环创新涉足了部分增值服务，目的就是希望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除了一些上门回收等服务，可回收物的再造业务也是重要的一块。比如桌子，回收后进行集中粉碎，再进行二次生产，形成环保地板等新产品。

从智能垃圾箱切入市场的联运环境，目前的盈利来源主要有政府补贴、运营收益两大块。运营收益主要包括硬件和回收物，其中，智能回收箱业务占到总营收的1/3。2018年，联运环境实现营收2.1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5.97%；实现净利润2812.92万元，同比增加163.93%。毛利率高达27.01%，其给出的解释为“环卫信息化及垃圾分类业务增长迅速”。

目前，联运环境正在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肖龙透露，公司计划在主板或科创板上市，力争成为“垃圾分类第一股”。“后半辈子就靠这个了。”一名股民开玩笑地说。

事实上，垃圾分类产业链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走俏已久。同花顺行情中心数据显示，固废处理、垃圾分类等相关概念股已久连续几周领涨A股，垃圾分类概念股。其中，龙马环卫、伟明环保、上海环境、绿色动力、中国天楹等多支概念股涨停板不断。

作为头部环卫设备供应商，整个6月，龙马环卫股价涨幅超70%。2018年，龙马环卫整体营收达34.44亿元，同比增长11.63%。对此，龙马环卫回应AI财经社表示，环保行业是很典型的政策驱动型行业，以政策拉动和法规标准倒逼为特点。当下的政策，对公司环卫装备制造业务、环卫服务业务及后端垃圾处置业务均是利好。

末端处置企业也因此受益。A股上市公司伟明环保主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2018年实现营收15.47亿元，同比增长50.29%；2019年一季报显示，其营收为4.79亿元，保持48.83%的增速。伟明环保回应AI财经社称，去年以来，密集出台的相关环保政策多次提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垃圾分类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目前，该公司已做好相关技术储备，未来，垃圾分类也将作为战略性发展业务进行考虑。

04

资本入局

整个行业是从2017年开始热得一塌糊涂。

“直接脱销了。”肖龙回忆，2017年9月，联运生产的智能垃圾回收箱突然卖断货，生产压力很大，“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当时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产能不足。” 在此之前，联运一年的智能垃圾桶产量在4000套左右，如今扩容到了1万套。

几乎所有企业都对AI财经社回忆，因为政策利好，从2018年开始，参访人员络绎不绝。行业大会也从上百人的规模，激增到全国几千人。2016年12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一部分嗅觉灵敏的人就开始相继涌入行业。

截至目前，在企查查搜索“垃圾分类”关键词，跳出来的相关企业多达7000余个，其中大多数都在2017、2018年之后成立。

被传统回收企业认为难挣钱的业务，却是互联网公司眼中的香饽饽。行业大火这两年，资本助力下的废品回收O2O企业不断涌现。其中，东莞的小黄狗、杭州的虎哥、北京的闲豆、上海的我爱收、厦门的废品大叔、武汉的九贝壳都曾是个中佼佼者，大都在小区、学校等地铺设智能回收箱占领市场。

目前，上述企业大多已完成A轮融资，闲豆则在去年10月完成了亿元级的C轮融资，其创始人方浩在今年年初时对媒体表示，闲豆“有望成为第一个围绕回收来做的上市企业”。

今年4月，曾在扩张道路上一骑绝尘的小黄狗首先倒下，成为了废品回收领域的小黄车。6月15日，小黄狗工作人员向AI财经社证实，小黄狗正在申请破产。

图/视觉中国

成立于2017年的小黄狗曾在2018年两度融资，资方分别是中植集团和上市公司易事特，前者投资10.5亿元，后者增资1.5亿。同年12月，小黄狗宣布以现金+股权的形式收购笨哥哥，彼时，其估值高达150亿元，已是名副其实的独角兽。

彼时，小黄狗董事长唐军对外称，预计2019年，小黄狗的设备铺设量将达到 10 万台，后端智能分拣处理中心也将达到100个，覆盖主要一二线城市。

话音落地不足4个月，唐军首先出事了——除了担任小黄狗的董事长，唐军还是团贷网的法人，2019年3月28日，团贷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唐军等人主动投案。此后，受拖累的小黄狗被曝出欠薪、资金冻结，大批员工被迫离职。

除了受团贷网风波影响，在不少传统从业人员眼里，小黄狗的匆匆来去，论证了互联网烧钱模式在这一行行不通。在肖龙看来，小黄狗这类以纯粹的资本思维切入的公司，必然会面临着资讯、市场培育的短板，这些无法一蹴而就。肖龙解释，互联网企业过于注重线上，但这行需要线上线下并重。

说到底，垃圾分类回收目前仍以公益用途为主，在传统企业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时，互联网企业前方也难有坦途。

目前，小黄狗项目仍在运转，其向AI财经社出示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小黄狗项目已进驻全国30多个城市，铺设设备1万多台，覆盖社区近9000个，居民2000万，注册用户370万，月平均增速80%。面对外界质疑其盈利模式不清晰，小黄狗对AI财经社回应称：B端客户、广告、物流等增值服务都是自己的盈利点。

不过，小黄狗的遭遇确实让不少传统企业松了一口气。有业内人士向AI财经社透露，互联网模式如果被证实有效，首当其冲的就是长期接受政府补贴的传统企业——这意味着，政府又多了一个选择。“我们希望通过足够市场化的行为先把垃圾分类的理念宣传给用户，在达到一定效果，并形成可行性方案后，再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这样可以为政府更好地节约成本。”小黄狗对AI财经社说。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互联网企业烧钱模式的打法，还处于吸引甲方注意力的阶段。小黄狗的倒掉，无疑为互联网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千千万万个小黄狗还在跑来的路上。成立于2014年的废品大叔，已经探索了一套与政府合作的模式，主要为当地政府提供定制化的专业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城市化解决方案。

相较之下，完全市场化运作、不依靠政府的我爱收明显有些吃力。成立于2017年的我爱收，在2018年末完成了A轮融资，以智能设备终端切入回收市场，以纸板等高附加值可回收物为主要业务。创始人李光坚持认为卖废品“能赚钱”，但目前盈亏基本持平，“人力成本太高了。”李光感叹。

事实上，垃圾分类服务企业确为劳动密集型，需要拼人力、拼运营。AI财经社了解到，前述所有企业人力成本普遍超过总成本的1/3。以头部公司联运环境为例，2018财年，其期初员工总计为1751人，期末员工总数暴增至3230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接近总营收的40%。

“行业确实火了，但真正懂行的人特别少。”曾立誓改变世俗眼光的徐源鸿，如今已完成“废二代”的华丽变身。2011年，硕士毕业的徐源鸿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之余帮助父亲管理回收市场。之后，索性辞职，拾起了父辈的老本行。2017年，徐源鸿成立了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将垃圾分类与互联网结合，其小程序在北京市昌平区提供干垃圾上门回收服务。不过，以政府采购模式来看，传统企业即便穿上互联网的马甲，其服务范围也只能局限在所覆盖的小区。

不管传统或互联网企业，未来新的盈利模式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箱体广告、上门服务、物流……似乎隐藏着无限可能。有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将是社区战，如果说新零售争夺的是社区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垃圾回收将成为社区最后100米、甚至是最后10米的主战场。

2018年初，中国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其中包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等24种固体废物。从一些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今天推行垃圾分类，其实是为了不走欧美垃圾越堆越多、越丢越贵、地下水被渗透污染的老路。

另一方面，一些垃圾分类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已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中国台湾从1995年全面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到2015年，中国台湾废弃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年营收达20亿美元，资源回收率达55%。在德国，垃圾处理行业每年带来的收益约为500亿欧元，解决了24万人的就业，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而在以垃圾分类著名的日本，2010年，其再生资源产业从业人员达1400万，年产值约3500亿美元。

2000年，中国曾公布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上海、北京、南京等在列，那次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由于各地分类标准不统一、缺乏配套处置系统以及忽视前端减量化等原因而偃旗息鼓。而今，在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重启垃圾分类，又将释放出怎样的市场？

上海只是起点，7月1日开始，一个新时期到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Vivian、李刚、李丽 、张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