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脑不仅是科技创新，也是机制创新，加速了从数据封闭到数据开放的观念转变，通过打通城市的神经网络，对整个城市进行即时分析和研判，让数据帮助城市思考、决策和运营。

20世纪50年代刚提出人工智能时，由于机器计算能力等各方面的极大限制，大家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让机器模仿人的智能，著名的图灵测试本质也是在讲机器如何模拟人的智能。但互联网和计算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模拟人的智能以外，我们迎来了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有了万物的互联和海量的数据，能够利用机器的计算能力解决仅靠人的智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人类有了钢铁和电动机，利用机械装置解决了自身的体力不足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许多人讲的人工智能问题，用机器智能这个词来定义更加准确。

过去20年，中国持续投入城市信息化建设，特别是公安交警部门走在前列，为城市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但是没有机器智能的帮助，一个城市一天产生的交通摄像头视频，靠人可能100年都看不完。这些宝贵的数据，绝大多数还没有发挥过作用，就已经被默默地删除了。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云栖大会上，杭州市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城市大脑计划。会上我曾感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南极到北极，而是从红绿灯到交通摄像头，它们在同一根杆上，但从来没有通过数据被连接过，摄像头看到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成红绿灯的行动。这既浪费了城市的数据资源，也加大了城市运营发展的成本。

城市大脑要做的，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利用丰富的城市数据资源，对城市进行全局的即时分析。用城市的数据资源有效调配公共资源，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未来，在城市发展中数据资源将会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这是城市大脑的基本思考。

在杭州，城市大脑从摄像头得到了即时交通流量，第一次让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能根据即时流量，优化路口的时间分配，提高交通效率。依靠计算机视觉分析能力，利用每一个交通摄像头对道路进行即时交通体检，就像一个个交警全年无休在路上巡逻。

杭州城市大脑交出了周年答卷：与交通数据相连的128个信号灯路口，试点区域通行时间减少15.3%。在主城区，城市大脑日均事件报警500次以上，准确率达92%，大大提高执法指向性。目前杭州市交警支队已经在主城区通过城市大脑进行红绿灯调优，并即时提供出警决策。

萧山区还创新实现了120救护车等特种车辆的优先调度，一旦急救点接到电话，城市大脑就会根据交通流量数据，自动调配沿线信号灯配时，为救护车即时定制一条一路绿灯的生命线，并可减少对其它交通的影响。实际结果表明，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了将近一半。

交通治理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数据开始为社会产生价值，解决今天仅靠人脑无法解决的城市发展问题。城市大脑将为城市发展带来三个重要突破：

第一，城市治理模式的突破。以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城市数据为资源，向数据要人力，向数据要服务能力，解决城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创新的人性化治理模式。

第二，城市服务模式的突破。城市大脑是政府服务好民生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依靠城市大脑可以更精准地服务好企业与个人。城市的公共服务，如交通，将进入精准和高效服务时代，杜绝公共资源的浪费。

第三，城市产业发展的突破。开放的城市数据资源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创新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源，就像石油和半导体材料对产业发展的带动。

城市大脑不仅是科技创新，也是机制创新，加速了从数据封闭到数据开放的观念转变，通过打通城市的神经网络，对整个城市进行即时分析和研判，让数据帮助城市思考、决策和运营。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城市把城市大脑当作“必需品”。城市大脑能够最早出现在中国，得益于我国发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今天，当中国老百姓已开始用手机付钱买烤红薯的时候，美国大部分老百姓还在用支票付水电费。这种看似很小的差异让中国拥有了独特的竞争力。我们的城市数据资源积累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机会，用比发达国家更先进的办法解决城市发展问题。

城市大脑不仅对中国城市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探索场景。上世纪60年代的登月计划催生了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一系列重要创新。今天，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我们拥有了空前的计算能力和数据资源，城市大脑不但能够造福百姓，也会像登月计划一样，成为机器智能未来10年最重要的研究平台。

今天，城市大脑会让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智能时代拥有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