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乃至于有时一个非常具体的对象，却能演绎出一门十分庞大的“专学”。如号称20世纪的中国文化学术三大显学的甲骨学、红学、敦煌学，差不多所涉对象都是比较具体的。他如简牍学、秦俑学、科举学、长城学……甚至有一种历史上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汇款单”——侨批，近年来也大有发展成“专学”的势头。

怎样一种对象事物具备哪些基础条件才有可能被学者作为一门专学来加以研究呢？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它本身不仅思想文化内涵丰富，而且对某一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具有涵盖和标志性意义。其次，它能提供学者多“视角”审视的可能。第三，具备比较丰富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资料，可供学者作为研究的根据。第四，有一批实力学者构成的研究队伍。这第四点在“红学”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说，近现代以来，如果没有王国维、胡适、蔡元培、俞平伯、周汝昌这样一批泰斗级的大学者杰出的工作，很难说还会不会有今天的“红学”。

酒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而名酒文化则更是其中的精髓部分。如果一定要在中华名酒中选出一个可能形成一门“专学”的代表，我以为其非茅台酒莫属。

2005年我主笔科技日报“相约茅台”专栏时，曾写过《说“红楼”，想茅台》一组10篇的系列文章，提出应该建一门像“红学”那样的“茅学”。后来读到袁仁国先生在纪念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90周年大会当天的一篇演讲，更坚定了我认定茅台酒文化研究有条件成为一门“专学”的信心。

作为著名品牌企业家、中国酿酒大师的袁仁国这样回答“什么是茅台”这个具有强烈本体论色彩的问题：茅台作为国酒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性；作为中国文化酒的杰出代表，茅台是几千年中国文明史的一个缩影，是综合反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以液态方式承载的一种文化。很显然，在这里茅台酒不再仅仅是一种产品或享誉全球的一个品牌，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一门内涵极为丰富的学问。

一杯茅台中，有政治、经济、外交、历史、哲学、文学、美学、宗教、神话、民俗、考据、健康、生态、地理、地名……差不多涉及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茅学”完全具备提供学者多“视角”审视的可能。

或许有人会认为，由于文献阙疑，茅台酒文化相关文史资料比较少，不足以支撑一门“专学”。我以为，这种观点至少忽略了茅台酒文化中极为丰富的“口头文化”资料。这方面我在主笔“相约茅台”专栏时做过一些尝试，撰写了130篇系列文章，对茅台酒相关传说故事进行系统的文化阐释，得到了不少新的收获。最近，又传来茅台酒酿造工艺申报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消息，相信随着学界对茅台酒“口头文化”不断加深认识，研究的思路一定会更加宽广起来。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过去茅台研究的精力大多专注于自然科学，人文方面“跛脚”现象十分明显。茅台酒文化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支基本的学者队伍，不要说一流学者的参与了。这正是茅台为什么至今没有成“学”的根本原因。

“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是茅台人近年从企业发展战略高度提出来的一句很重要的口号。然而只专注自然科学缺少人文研究的茅台是很难真正“走出酒的天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酒茅台不仅仅是茅台人的，更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学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为“茅学”之诞生、丰富、光大而努力。

在《“茅学”是什么——说“红楼”，想茅台（三）》一文中，我曾提出茅台酒文化研究也要注重“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做好酒的文章”，就是首先要做好茅台酒相关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发掘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开展跨学科的深入研究。同时“茅学”作为一门21世纪构建的新的“专学”，还要“走出酒的天地”，从一开始就必须确立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框架，必须广泛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成果和知识，最终形成，让政治学家去谈茅台政治，经济学家谈茅台经济，哲学家谈茅台哲学，美学家谈茅台美学，民俗学家谈茅台民俗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很高兴在“茅学”刚刚起步阶段“酒的文章”又添力作，周山荣先生继《贵州商业古镇茅台》问世以来，又一部内容更加丰富的《茅台酒文化笔记》即将付梓。书稿网上传来,瞩我为序。细览再三，发现大量新鲜材料都是周先生近年田野作业独家所得，十分珍贵。相信大作的问世一定会带给那些有志于茅台酒文化研究而窘于文献资料匮乏的学者许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