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一天，等了三百年。

岷江边上有一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民谣三百多年来一直都被认为是张献忠藏宝地的口诀，但人们在岷江边上找了三百多年，都未曾发现有什么石牛和石鼓。再加上始终没有张献忠宝物的发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已经默认了那是一段野史。

今天，这段野史随着江口镇张献忠沉银考古挖掘的出现，变成了铁板钉钉的历史。

尽管一直以来，这一带都有人捡到过银锭、银鼎等文物，经过检测确定是明代的，但一方面由于数量稀少，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指向，因此并不能断定这就是张献忠沉银的所在。直到2011年，那年江口河道清淤，施工队在发掘到银锭的不远处发现了一页金册。

金册上有字！

「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宫九御……」

大西是张献忠政权的国号，大顺是张献忠的年号，大西大顺二年正是1646年，那年张献忠率着大西军转战西南，最终被清兵杀死。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规定，亲王授金宝、金册，郡王授镀金银印、银册，但从目前的文物中我们只能看到清代的金册留存，而此次挖掘出土的文物却给了这条史料一个可能，清代册封金册的制度很有可能是承袭的明代。

发现金册后，考古人员开始迅速在附近迅速勘测，巧合的是，在岷江江口镇区域对面的密林里，发现了一条石龙和一只石虎。

石龙对石虎，石牛对石鼓，会不会这句流传了三百年的民谣确有其事，只是许多年过去了，因为口音和传播的原因，人们讹传了呢？

当考古人员进一步挖掘后，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嘉靖四十五年册封荣定王世子朱常溒的金册、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天启七年朝廷册封郡王妃的金册……

由出土的金银币、金册、银锭等文物上的刻字可以看到，藏宝的人几乎可以断定是张献忠。

那么问题来了，张献忠哪里来的这么多财宝？他又为什么要藏在岷江里呢？

从出土的文物里可以看到，这些金银财宝大都属于明代的藩王和各地布政司的官府衙门，而根据史料记载，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张献忠开始掠夺百姓起来。这次出土的许多百姓银耳环就可以作为佐证，而张献忠既然有了铸造金银币和银锭的能力，但又因为长期奔走不可能安于一地经营开采，那么必然是通过在各地的抢夺获得的原材料，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顾诚先生对历来流传的张献忠「屠蜀」有过分析：「历来的封建史籍，对大西军在四川的作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张献忠描绘成以四川百姓为敌的凶神恶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是一贯如此。在许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词，光说张献忠假借科举，把四川的读书人杀戮一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是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除了前述汪兆龄之流的顺风吹火以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也是造成镇压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张献忠为什么要把宝藏沉到江里呢？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张献忠沉银的地方是岷江拐弯分叉处，北岸还有茂密的山林，非常容易遭受伏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杨展在彭山之战击败由水路南下的张献忠主力，迫使其战略转移川北。而此次发现，正是证实了这场战役的存在。

张献忠的名声很不好，虽然他并没有屠蜀（事实上屠蜀的是清兵），但他毕竟也杀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虽然圣谕碑并非七杀碑，但圣谕碑上面的两句话也确实反映了他思想的转变：「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用顾诚先生的话说，这道圣谕，虽不象统治阶级捏造的那样，下面还有七个「杀」字，但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扩展成了对人的厌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圣谕碑」，是张献忠为自己在镇压官绅地主叛乱时滥及无辜愚蠢作法的辩护。

张献忠忘记了，他和部下军队吃的是百姓种的粮，穿的是百姓织的布，忘记了他在玛瑙山战役之后，正是在川东山区百姓的掩护下，才免于被官军歼灭，也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跟着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宝座。

而杨展目睹了张献忠被迫沉银的全过程，这才有了那则民谣的流传，可是杨展为什么没有打捞呢？原因很简单，没过多久，杨展死于明朝的内斗，于是真正知晓沉银所在地的人，永远地沉默在了历史中，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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