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位曾在苏联考察学习铁路电气化技术的同志在宝成铁路宝凤段电气化通车典礼留念。

1955年、1957年，国家先后选送了两批共9位同志赴苏联考察学习铁路电气化技术。回国后，这些同志都被分配到中国铁路建设的最前线。 宝鸡机车检修厂职工柳富强的父亲柳俊林，就是当时9名留苏学习电力机车的技术人员之一，他与同去苏联留学的刘玉兵等人被分配到宝鸡电机段负责建段筹备工作。 柳俊林出生于1925年，唐山人。1955年，30岁的柳俊林任唐山机车车辆工厂机修车间钳工组的工长，带领20多名工友负责全厂所有机械设备及“中苏友好号”“毛泽东号”机车的维修工作，是全厂公认的技术能手。“我是专门搞检修设备研究的，所有设备的检修都难不倒我，比如制作落轮机、不落轮镟修设备等等。”谈起往事，柳师傅如数家珍，“全厂近千台设备，基本没有我解决不了的故障。” 1956年，柳俊林被选拔到铁道部干校深造，主要学习俄文，为第二年留学苏联做准备。 当时规定，所有留学人员没有翻译，因此他们必须一天记60个单词，这让柳俊林长期陷入失眠。“一定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带着这样的信念，柳俊林在短短1年内就熟练掌握了俄文，还被评为学习模范，受到铁道部表彰。 1957年，柳俊林成为当年铁路行业9个留苏学习人员之一（学习电力机车4人、学习接触网5人），前去莫斯科深造。 1958年，柳俊林学成归国，前往株洲机车车辆厂参加韶山型国产电力机车的研制。 1959年，柳俊林参与组建宝鸡电机段，被任命为机构设计小组的组长，将所学技术进行实际运用。 柳富强经常听父亲讲当年的故事：建段之初，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别说是机械设备，就连几件像样的工具也没有，唯一的生产厂房也是当时苏联援建的，厂房外甚至连围墙都没有。怎么干？咬着牙也要干。 当时，从法国进口的6Y2机车要在段上进行落车组装，但看到简陋的厂房和破烂不堪的设备后，随行的法国技术人员纷纷提出质疑：“一台机车重138吨，你们连一台100吨以上的吊车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完成落车作业。” 面对法国技术人员的质疑，柳俊林和工友们立下“军令状”，非要干出个模样来。没有吊车，他们借来两列救援车；没有经验，他们结合所学技术摸索着干。 “落车当日，我们吹着哨子指挥两列救援车，先将车体吊起来，再把平板车上的转向架推出去，然后再精准地落车、组装，法国技术人员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就收工了。”柳俊林显得有些兴奋，竖起大拇指接着说，“最后他们彻底服气了，直夸‘中国人了不起’！” 柳富强说，父亲那个年代的人对个人荣誉都看得很淡，关键是要对得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只要是组织的号召，每个人都憋足了劲，干不好绝不收兵。为了解决工具短缺的问题，他们花6元钱从物料厂买回一些废铜烂铁，再找一个小火炉子，自己动手打造工具。检修生产中棉丝不够用，家属们便自发组织起来，将浸过油的棉丝收集起来，拿到河滩上用棒槌捶洗，洗完后再用。就是靠着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力机车段。 在柳俊林家中的一件红木箱柜里，除了几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外，还有一本印有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师证”字样的红色证书。“这是1980年由铁道部颁发的工程师证，上面盖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的印章。”柳富强自豪地说，“在那个年代，能评上工程师简直太难了，既要有发明创造，又要有重大贡献，此外还要有一定的学历，对像父亲这样连大学都没有上的人来说，真是天大的荣誉。” 柳富强说：“父亲经常感叹，自己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职工，到出国留学深造，再到负责新中国第一个电力机车段的建设管理工作，最应该感谢的是党的培养和组织的关爱，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自己的那份职责。” 如今，柳俊林已经不在了，但他对铁路机车检修事业做出的贡献却被很多人铭记，激励着更多铁路人砥砺奋进，勇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