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谈科学:为什么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

为什么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

(节选自[德]于尔根·奈佛:《爱因斯坦传》,马怀琪、陈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一个对星体和行星的运动并不比任何一个一般水平的业余天文学家更了解的人,创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公式体系,对宇宙的描述比此前的任何一个体系更加完美。为此,爱因斯坦甚至不需要通过望远镜的目镜进行观察,而只是进行思考和计算。尽管旧体系和新体系得出的结果相互之间只有小数点之后的细微差别,但在它们的内部结构方面,却绝非“稍有不同”,而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牛顿是以在他的方程式中虽然作了描述、却无法解释的神秘远距离作用为出发点,爱因斯坦则提供了一种既可以用于计算、同时又可以解释宇宙事件的模型。

如果说,在此之前公众对这个人几乎毫无认识,那么现在,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好像没有一个人未曾听说过爱因斯坦和他的业绩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代人的描述反映出了那些日子里的激情:“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这个人的名字那样被如此多次的提及。在让整个人类着迷的宇宙这个主题面前,所有的事情都相形见绌……到处都在举办讲习班和由游学讲师授课的流动大学,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三维困境进入四维空间的美好天堂……相对性成了占据统治地位和让人获得拯救的词语,这是长久以来的第一次。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活生生的哥白尼在我们中间漫步,一种崇高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

爱因斯坦的名字突然一下子挂在了所有人的嘴上,当然还有那个值得注意的、名为相对论的东西——它之所以博得人们的好感,主要是因为谁也琢磨不透。“我敢肯定,”他解释说,“群众对我的理论的热情,恰恰来自由于不可理解而产生的神秘。”“由于难以理解而吸引他们,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神秘莫测所拥有的色彩和吸引力。”

作为一个人,爱因斯坦的光彩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人,他把这归因于他的影响力,最起码不亚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从1919年开始他所经历的事情,尤其是他在环球旅行中所经历的、那种把他当作英雄和神明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崇拜敬奉,并不仅仅是那记划时代锤击的余响——在那记重锤的撞击下,旧的物理学大厦轰然倒塌,在其废墟上爱因斯坦建立了至今适用的宇宙观。

更主要的是,他给那些由于科学而三次受到伤害的人们平添了些许慰藉:哥白尼(Kopernikus)从你们的世界中心夺走了宇宙的王冠,达尔文(Darwin)毁掉了你们对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而弗洛伊德(Freud)又将你们的潜意识解释为“我”的统治者;而现在,这种受本能驱使的、起源于低等生命的、乘坐着它那个小小的星球孤独地穿行在茫茫宇宙间的生物,竟然证明:尽管如此,人,还是如此伟大!仅仅通过思考——他那最宝贵的本领,就能够洞悉宇宙及其深处的奥秘!

将爱因斯坦的形象骤然抬升到天上并促使他的敌人采取行动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文明之成就,他对于人们的影响力也可以归于全然不同的其他原因。首先,他懂得将他作为学者和预言家赢得的威望用于自己的目的,特别是慈善和政治的目的。他的求索,他对和谐的渴望,以及他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威的斗争,并非仅限于科学领域;他把它们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和文明进步的过程。在他那些创造知识的同行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像爱因斯坦那样将自己和一项政治纲领连在一起。

同时,他那特有的、间或酷似卓别林的外表,如同他那些随口而出、让人想起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Marx)的笑话一样,极大地增加了他身上的超凡魅力。正如媒体利用他一样,他也渐渐懂得了利用自己的影响,一开始还很不纯熟,但慢慢地越来越应对自如——尽管这种魅力的展示始终带有少许笨拙。他通过无线广播直接向全国发表谈话,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的看法经常会引起轰动。

通过同报刊、电台和电影界娴熟而又自信的交往,他创造了某种今天被称为“品牌”的广告宣传战略。在“爱因斯坦”这个品牌中,漫不经心的教授形象同为和平、人权、裁军和世界政府而斗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化身相互映衬,健忘、对诸如衣着打扮之类的习俗和约束不屑一顾的浪漫气质与时局分析家的敏锐目光交织在一起。

当爱因斯坦在其晚年向世界和未来伸出他的舌头的时候,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他自己那个标志着从人到隐喻完美转变的形象:这个将伽利略和甘地的性格特征集于一身的触犯禁忌者,成功实现了艺术家的自由与哲学家之力量的结合,将第欧根尼和达利作为一切时代的教父合为一体。

但这张照片也展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傻瓜:自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给他的星球投下一道阴影以来,他再也无法使他天真的游戏和孩子气的认真取得一致。

《爱因斯坦传》即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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