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26日）有媒体报道说，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北千亿矿权案再起风波。去年底，拖宕12年、涉价值千亿的煤田产权案件，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次日在最高法院落槌：终审判决维权民营企业凯奇莱胜诉。但是，一年之后，判决仍然没有得到执行。判决究竟梗阻在哪？媒体提供“线索”称，就在做出判决前一年的2016年11月下旬，该案二审全部卷宗一次性丢失，事发地点正是审理该案的有关单位。

在司法机关主审法官的办公室丢失卷宗，而且丢失的恰恰是包含许多关键证据的卷宗，成就这样巧合的事情，非劳驾上帝亲自出手不可。既不合事理也不合情理、但人们可能已经习惯的场景又出现在这个卷宗丢失的过程中：审理单位在发现卷宗丢失后，发现事发时段的监控恰为黑屏。而更加与惯常丢失东西——且不说是重要卷宗——之后所应采取的必要补救措施不同的是，这个卷宗丢失案件发生后，虽被马上逐级汇报至法院主要负责人，但在过去两年里，丢失卷宗的单位却既没有报案，也没有进行内部调查，更未对任何人进行查处，卷宗至今无下落。

2003年8月，民营企业凯奇莱与西勘院签订了合作勘查协议。在凯奇莱投资勘查并已探明菠萝井田储煤20亿吨后，西勘院在未提出解除合同情况下，于2006年4月又与香港益业以同一标的签订了合作勘查协议。为此，凯奇莱在2006年5月向陕西省高院起诉西勘院违约。11月，陕西省高级法院判决双方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西勘院随即上诉至最高法院。但是，2008年5月，“陕西省政府向最高院发函，称‘如果最高院维持一审判决，将造成陕西省国有资产流失，社会不稳定’”。最高法院遂在2009年11月将此案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

在陕西省高院重审此案开庭前，当地两次召开会议，“认定合同无效，并决定撤销凯奇莱工商营业执照，对凯奇莱法人代表以虚报注册资金进行通缉”。随后，凯奇莱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8月19日被榆林市公安局抓捕，在看守所关押133天后，以取保候审放出（后判无罪）。陕西省高院于2011年3月30日对此案作出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凯奇莱对此判决上诉至最高院。此案在最高法院的再审程序中走了6年半，远超诉讼时限。不过，在2017年末，在保护产权呼声日高的大形势下，最高院作出（2011）民一终字第81号判决，认定凯奇莱与西勘院合同有效，继续履行。

从前述背景看，卷宗“丢失”成为高院判决无法执行的梗阻，算是“顺理成章”。这等奇葩之事，用“丢失”来形容，实际上是对来自任何方面、任何人的疑问的公然蔑视，是对所有提出疑问的人的智力的嘲弄，也是对基本逻辑的践踏。有这种国家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被视为无物，包含关键证据的卷宗丢失不察不问的情况，才有法律界人士的喟叹：“在地方上，什么法大？领导的说法最大。”

民事（诉讼）不行走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不行走刑事（案件）的套路，是许多涉产权冤错案件形成的基本路数。在这些案件中，来自官方的不当干预甚或违规违法行政，是铸成冤错案件，并使这些案件难以结案、不能得到公平公正处理的重要和主要原因。有必要反复重申这样的常识：干预司法，实际上就是极其严重的腐败行为，其行为者必定违反政纪和法律。（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