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

12月27日，中原传媒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作开办的鲁迅书店正式开业。该书店就位于鲁迅博物馆院内，开放以后游客可以进入书店内购书、阅读与休息。

正值鲁迅书店开业，“鲁迅出版思想与文化自信”学术研讨会也在书店内举行。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等出席活动，大家对“鲁迅出版思想”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出版界的现状做了讨论。

刘玉珠致辞

鲁迅先生自1912年起在当时的教育部工作了十多年。他的职务是社会教育司佥事、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务。鲁迅考察新剧，选择兴建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

鲁迅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与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或参与编辑近三十种报刊，创办、主办七家出版机构，和大约60家出版机构有交往，在现代出版史上拓展出“一片崭新的文场”。鲁迅作为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杰出代表，努力为“旧邦”开出“新命”。

中原大地传媒总编辑耿相新谈到，双方合作开办的“以弘扬鲁迅精神、传播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鲁迅书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学习继承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出版理念，“中原出版集团特别是具体鲁迅书店管理运营的中原传媒北京分公司，将努力把鲁迅书店办成传播先进文化的出版阵地。我们中原出版集团和鲁迅博物馆有着长期的合作，我曾经是大象出版社的总编辑和社长，2001年我接任我们老社长周常林，他当时交代我说，你首先要到鲁迅博物馆去拜访一下。我们大象出版社有鲁迅情结，在办鲁迅的期刊比较难的时候，鲁迅博物馆也对我们出版社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比如当时曾经有个承诺，说是鲁迅博物馆的出版资源都由大象出版社独家出版，我们当时出了《鲁迅图传》《鲁迅藏书》，《鲁迅藏书》在市面上早就看不到了，几乎快成文物了。”耿相新谈到，“双方同时也希望将鲁迅书店办成一个研究鲁迅的学术中心，变成一个传播的平台，我想以此书店作为平台团结全球、全国的鲁迅研究或者搞现代文化研究的传播平台。”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樊希安认为，鲁迅书店应当在它的开办上更能够突出它的思想性、特色性、专题性，而不是办成一间普通的书店，这也是三联书店在开办第一间24小时书店时李克强总理给他们的寄语。

樊希安谈到三联出版社和出版鲁迅书的渊源。“我到三联书店工作的时候，策划出版过一本重点选题《鲁迅箴言》，用语录体的方式适应阅读碎片化的需要，当时策划搞一套书，但是所有箴言当中都是以《鲁迅箴言》打头，因为鲁迅是第一思想家。这套书我们发行了3万套，出版了日文版、韩文版、中文版繁体字版。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不学鲁迅中国人就会缺钙。”

“鲁迅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是巨大的，鲁迅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了14年，他是社会教育科的科长，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是把《四库全书》由内务部运到国家图书馆，还通过内务部做了规定，所有出版社出的图书要送一本到图书馆供存藏和阅读，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国家有版本图书馆，我们现在出版社出的书都要送图书馆供大家阅读。”樊希安说。

百道网总裁程三国看到了鲁迅书店背后的IP价值，“鲁迅是文化巨人，有无穷丰富的出版资源，同时从商业角度来讲鲁迅还是超级IP，书店不光是卖书，还可以做文创、餐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超级IP后面可以延伸和开发的想象空间应该是特别大。”

现场大家都谈到鲁迅的书店情结。1927年，鲁迅从中山大学大钟楼搬出之前，在芳草街租了一个房子拟开成书店，3月份，书店正式开业，招牌上写的是“北新书屋”，相当于北新书局设在广州的代售点，实际上完全由鲁迅自收自支，北新书局不参股，也不干涉经营。因为鲁迅和许广平都在教书，没时间打理这家书店，所以委托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做店长。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蒋介石在广州“清共”，进步出版物受到查处，再加上鲁迅不善经营，书店迅速走下坡路。这年6月30日，鲁迅在信中写道：“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想关闭了，因为我不就总须走开，所以此信到后，请不必再寄书籍来了。”同年8月，北新书屋关停，剩下一批没有卖完的书，被鲁迅低价转让给了永安路的共和书局。

复原的北新书屋外景

日本神保町有条号称“书街”的神田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独立小书店，往街里边有间著名的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友人内山完造曾于1929年在上海创立内山书店，这是鲁迅晚年常去的地方，后来内山的亲属在东京创办了同样的内山书店传承书店的历史。书店不大，里面放着许多鲁迅先生的照片和他的著作，中日两文的书籍都有。

日本的内山书店

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董炳月认为，书店对鲁迅非常重要，“鲁迅来到北京时没有什么事儿做，当时教育部不像现在这么有权力、有钱，鲁迅的日记谈到他刚到北京时枯坐终日，后来他就开始到琉璃厂买书，琉璃厂隔三差五就成了鲁迅日记的重要内容。到了1912年的年底，他就买了很多书，鲁迅在1912年年末的日记记载：今年购书总计164.3280元，5月至年末购书160多元，但是其中并没有善本，12月31日灯下记之。”

耿相新提到，鲁迅虽然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开创者，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像金石、碑帖等也都有深刻的理解。“五四那一代人学养深厚，接受了西方这些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就谈里面的弊病陋习或者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也到博物馆看过鲁迅大量藏书，很多都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非常全，对唐代的研究也是非常全的，鲁迅是有很大的计划想做唐代文化。这点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即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谈到，随着出版形式的多样，大家都在做数据库、电子化，鲁迅的数据库也相当有示范意义。“鲁迅研究是中国所有的研究中算是比较充分、成果比较丰富的一门学问，它和红学，再小一点的许学、文选学，原来都达到过国家学问层面的，中央曾设了一个鲁迅研究室，专门整理研究鲁迅，所以他的成果辐射的面比较广，如果拿这个来做一个数据库，我觉得对各门学科都是有影响、有示范效应的。”黄乔生谈到。

关于鲁迅书店的运营，顾爱彬谈到，首先不能用经济指标去做硬性要求，“我觉得出版是要养的，尤其在越来越商业化的现在社会中，出版没有一定的时间很难做好的。我觉得让它慢慢养，养的白白胖胖的，比如译林出版社，有些方面我们还在养。这也是现在为什么中宣部要直管我们的出版，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我们做出版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职责就是搞文化，回到这个国家文化自信上，我觉得我们出版人富有特别特别重大的责任，尽管现在很多人在唱衰我们行业，说出版业不行了，多长时间就会没有了，我自始至终觉得我们出版业会越来越好，很多人现在加盟到我们行业来，民营资本有更多人加入进来，我们责任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