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11期专题“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原文标题《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经验》。本文为精简改编版。
赖格 黄紫蓝 袁浩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20世纪后半叶，少数东亚经济体基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些经济体如何善用外来引进的技术，然后追赶、超越中等技术水平，步入技术进步的前沿？这段历史对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文章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为研究对象，从外部及内部两方面梳理这些经济体成功的共同要素：从外部来看，这些经济体享有宽松自由的国际环境，人才、商品与资金的跨境流动成为技术扩散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从内部来看，这些经济体受益于逐步市场化的政策环境、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与开放的人力资本，能够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科创系统，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金融体系。
20世纪后半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相继在20—30年里快速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历程。除了中国香港的经济结构是服务业主导之外，其余3个东亚经济体都曾通过技术进步和制造业产业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他们的成功经验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意味着后发经济体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可行的。这段历史对今天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和总结这些成功经验背后的核心要素。
中国和这些东亚经济体（下文特指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产业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先后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等阶段。当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及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仿。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文化上看，东亚先进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无疑是距离最近的学习样本。
从现实层面的技术后发追赶过程来看，这些东亚经济体同样经历过技术引进、模仿、吸收、跟踪和创新的迭代模式，都曾处理与发达经济体日益剧烈的贸易摩擦与技术竞争。在此过程中，他们如何鼓励技术引进和吸收、如何实现技术追赶和创新等历史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具有诸多借鉴意义。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来看，这些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直接转向间接，朝着公开而透明的方向实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如建立健全的市场体系网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东亚经济体政府职能如何演变，特别是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管理国家资源、推动技术进步，对于我国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择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作为学习样本，从技术升级角度考察其转型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关于时间范围，聚焦分析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及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因为该时间段正是这些经济体技术进步的关键时期——从早期追赶阶段的技术引进、模仿开始转型为自主创新。
1.成为发达经济体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事实性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益于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初步形成；东亚经济体相继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发展初期大量承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后逐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在此过程中，这些东亚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持续攀升。日本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转型成为发达经济体，而后发的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则依次在20世纪90年代跻身并稳居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图1）。从2021年来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均超过3万美元/年。
图1 1951—2021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人均GDP持续增长
图2比较了东亚经济体与美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最早只能追溯到1990年，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已经超过美国，中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而20世纪90年代起，后发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快速提高，近年来稳定在60%以上的高水平。由此不难看出，这些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技术进步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图2 1990—2021年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通过梳理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历程，发现这些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技术进步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扩散实现初步工业化，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要想进一步跃升为高收入国家，单纯的技术引进、模仿和吸收已经不足以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而技术自主创新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2.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的国际环境
东亚经济体的技术升级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大环境的开放。尽管全球化的主旋律里也冒出过个别杂音（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曾与美国发生过局部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但就总体外部环境而言，这些东亚经济体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人才、商品和资本流动是自由开放的。
高技术人才引进政策开放多元，与国际接轨
人才是技术密集型经济中最宝贵的资源。东亚经济体与美国有双向人才互动，而且并非单向作贡献。一方面，东亚人才以访学、留学和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学习或工作；另一方面，经济前景可观的东亚经济体也具备了逆向吸引人才回流的能力，部分高技能人才会择机回到原籍地，从而实现中高端人才的“国际大循环”。如何培养、吸引和留住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是东亚经济体在和发达国家技术竞争时优先思考的课题。
自由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中间品贸易，拓宽了跨境技术溢出和扩散
国际贸易，特别是与先进经济体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是东亚经济体拓宽技术溢出和扩散、促进其内部技术升级的一个重要手段。东亚地区众多出口企业都是通过从制造（OEM）、设计（ODM）到品牌（OBM）的发展路径来实现技术积累与创新。这些企业在进口中间品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像逆向工程这样的“干中学”措施，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而获得生产高技术中间品的能力。
资本流通的自由化进一步推动了产品内分工和技术扩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政策进一步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营造了便利的制度环境。东亚经济体政府也逐渐放宽了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管制，外商投资企业对促进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国际技术的扩散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东亚经济体承接众多跨国公司外包的本土制造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学习机会和途径。
3.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的内部环境
东亚经济体先后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宽松友好，更离不开内部产业发展策略的制度安排与适时调整。这4个经济体在政策方向、科教人才系统、企业科创系统、金融赋能系统方面都投入大量资源（表1），互为依托，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技术升级与创新体系，顺利完成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
表1 东亚经济体内部环境因素关键词总结
政策方向：强政府的退出机制
在发展早期，由于追赶时期的技术路径清晰且已被验证正确，东亚经济体的政府运用财政、贸易、金融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等硬性手段，有选择地优先推动某些目标产业，快速实现技术跃升。而追赶成功后的技术再创新时期，政府逐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来揭示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科教人才系统：最强大脑是技术创新的源泉
科技创新的价值链起始于“从0到1”的科学奇思妙想，这一初始环节的创新主体是从事基础科研的人才。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工业化技术升级进程，重视基础科研人才的本土培养和国际人才的引进是两条重要的经验。一方面，高科技人才背后的教育系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活跃于海外市场与技术高地的技能人员和企业家，可以把国际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能力带回本土。
企业科创系统：基础科研转化为先进技术的中间站
科技创新的价值链不仅需要“从0到1”的科学奇思妙想，还需要切实地落地，而企业科创系统正是将基础科研转化为最先进技术的落地环节。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时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政府都牵头成立了中间转化机构，利用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构建开放的企业科创系统，以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价值链上移等。
金融系统：匹配的融资机制为科技创业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加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有“最强大脑”和最先进技术，也需要金融赋能。科技创业企业每一次关键性突破与技术飞跃，都需要金融作“翼”，为科技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东亚经济体都高度重视融资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提供适配的融资渠道，不断构建和完善“科技—产业—融资机制”的良性循环。更宏观地来看，匹配的融资机制对科技创业具有助推作用，关乎一个经济体竞争优势的形成。
4.东亚经济体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成功经验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如何善用引进的技术，然后追赶超越、步入技术进步的前沿，一直是学术和政策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话题之一。这些经济体实现大量技术创新的工业化经验表明，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外部及内部等方面的相互作用。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可以总结。
外部环境是技术扩散和创新的东风
这些经济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国际环境越是宽松自由，人才、商品与资金的跨境流动越是顺畅，相应带动的技术扩散和创新越是显著。东亚经济体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这些经济体的高度开放性，这就要求采用先进技术和质量标准、面向世界市场和与国际分工体系一体化。
内部要素是技术升级的核心内驱力
除了借力外部环境的东风，这些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更是离不开内部要素的驱动。
1）强政府的退出机制
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东亚经济体政府的产业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摒弃直接干预、限制竞争的传统产业政策做法，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动态调整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的东亚经验，是我国在技术升级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和吸收的。
2）建立高质量的研究机构体系，以及海外人才引进机制
这些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升级是从纺织业起步到机械的简单装配，再到电子产品等高技术工业品，这一路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与开放的人力资本。中国若要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有必要借鉴这些东亚经济体培养高科技人才、设计技术移民政策以吸引优秀的国际人才（特别是新加坡）的经验。
3）设立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
东亚经济体的共同经验表明，通过产官学合作强化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至关重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推广应用。
4）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金融体系
东亚经济体并未完全复制美国的直接融资模式，而是在传统银行体系的主导地位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本地情况的多层次融资体系，是值得我国关注的领域之一。
赖 格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全球价值链、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黄紫蓝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
文章源自：
赖格, 黄紫蓝, 袁浩延. 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经验.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11): 1615-1626.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0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