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电子邮件这件事,无关乎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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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4月,《纽约时报》发起了一场关于新冠疫情如何使人疲惫的主题讨论,其中有几十名读者将疲惫的源头指向了电子邮件。一位读者称电子邮件为“永恒的痛苦”。另一位读者说:“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它让我流下了眼泪。” 似乎无论年龄性别,人们在电子邮件这件事上总是能达成一致。随着越来越多Z世代年轻人步入职场,电子邮件泛滥的情况是否可以改变?未来的职场沟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来自《纽约时报》,作者 Sophia June,原文标题 “Gen Z Could Free the World From Email”。
邮件目前仍然是职场沟通的重要工具。图片来自 Unsplash |摄影 Stephen Phillips
Z世代:我们选择新的职场办公软件
Z世代——指1997年至2012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正在引领低腰牛仔裤、流行朋克和埃德·哈代(Ed Hardy)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流的回归。 不过,Z世代似乎还是能在一件事情上跟老一代达成一致:他们都讨厌电子邮件。而且,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或许这些年轻人可以把我们从未读邮件的茫茫海洋中解放出来。
根据咨询公司创意策略(Creative Strategies) 2020 年的一项研究,不同世代在主要办公软件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区别。调查发现,30 岁以上的人首选邮箱。30 岁以下的人在协同工作时,首选是Google Docs(即谷歌文档),其次是 Zoom(网络会议) 和 iMessage(即时通讯)。
24 岁的亚当·西蒙斯(Adam Simmons)选择通讯工具的标准是 “只要不是电子邮件就行”。西蒙斯于 2019 年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在洛杉矶创办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 他主要通过手机短信、Instagram(照片墙) 和 Zoom 与他的八名员工和他的客户(主要是运动队)进行交流。
“电子邮件是你在一个领域的所有压力来源,它让本就令人倦怠的工作更加艰难,” 他说。“你查看你的电子邮件,有工作,这是优先事项;然后是房东发的收租单;最后是 Netflix(奈飞公司) 账单。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生活方式。”
事情的转折点是西雅图水手队的一封工作邮件被误分在了垃圾邮件文件夹中。 他谈到电子邮件时说:“这真是太过时了!”他在采访中越来越激动,并指出:归入垃圾邮件的有时并不是垃圾邮件;他必须在发送电子邮件之前将视频剪辑上传到其他地方。“使用谷歌云端硬盘(Google Drive)很痛苦。” “我不想为别人工作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经常检查我的信箱以确保老板没有发邮件找我。”西蒙斯说。 “这是最有压力的事情。”
收件箱焦虑:每一代都有
当然,“收件箱焦虑”并非只属于喜剧 “You've Got Mail” 风靡的1998年,也不仅是针对在2004年Gmail问世时刚进入幼儿园的这批年轻人。
今年4月,在讨论新冠疫情如何使人疲惫的主题时,《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十条针对电子邮件的负面评论。一位读者称之为“永恒的痛苦”。另一位读者说:“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它让我流下了眼泪。” 其他人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每次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就像被刺伤了一样。我要干的活又多了一件。”一名学生写道。
电子邮件的缺点因新冠疫情而凸显。本可以靠面对面讨论决定的事,现在像皮球一样在电子邮箱里踢来踢去。一些人写道,由于无法更快地回复邮件或把邮件转发给同事,他们感到内疚。其他人则描述了回复大量电子邮件是如何导致他们忘记其他任务的,这造成了一个低效、让人恼怒不已的循环。
“发送电子邮件后,我必须认真回忆我原本在哪和要做什么。这相当于走进一个房间却忘记了你为什么要去那里。”46岁的纽约建筑师维沙卡·阿普特 (Vishakha Apte) 写道。
电子邮件的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图片来自《纽约时报》|作者 Genevieve Ashley
多年来,一些人一直试图摆脱电子邮件。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的《没有电子邮件的世界:在通信过载的时代重新构想工作》(the World With Email: Reimagining Work in A Page in A Communication Overload)于3月份出版。
这一作家群体认为:在“收件箱的暴政”下,我们会失去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电子邮件、工作任务和生活琐事之间快速切换会把我们的大脑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也感到沮丧、疲倦和焦虑。因为人类的大脑受不住。” 纽波特在三月份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从2016年起,他就一直在反复强调这一点。
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家的收件箱里平均有199封未读邮件。新冠以来,许多白领员工远程工作已经近16个月,可想而知近两年的平均未读邮件只会更多。 因疫情造成的不稳定对年轻人的工作影响巨大。他们正在重新思考工作任务的优先级排序。也许他们真的能做纽波特所做不到的事情。
其他办公工具真的更好用吗?
23岁的哈里森•史蒂文斯(Harrison Stevens)在俄勒冈大学就读时创办了一家复古风服装公司,2020年大学毕业后开了一个店铺。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留给客人,并让客人给他发短信或打电话,他说这有助于减轻负担。但也引发一个新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史蒂文斯说,发电子邮件“跟社交焦虑特别相似”, “我认为很多人都觉得发短信比写电子邮件更容易、更方便。(发邮件时)感觉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逼着我做到非常专业和一丝不苟。”他说,比起用电脑键盘打字,用手机键盘打字就没有那么正式。 而对一些人来说,增加短信联系这一方式会搞得更复杂,因为这又引入了一种新的沟通渠道。
22岁的奥罗拉•比格斯(Aurora Biggers)是一名记者,她刚从乔治福克斯大学(George Fox University)毕业。她说她经常把电话号码留给别人。但她收到的短信太多,以至于过度占用私人时间。她认为她这一代不倾向于把电子邮件作为主要沟通方式,尽管她很喜欢电子邮件可以明确区分工作和生活界限这一优点。
她说最困难的一点是没有统一的联络形式。电子邮件的主要问题不一定是太多,而是同时存在太多别的沟通渠道。 她说:“我们不可能期望电子邮件成为主要的联络方式,因为一部分人总在办公室收发邮件,而另一部分人却不在办公室坐班。”她说。
“我认为不应该总期待别人这么(通过电子邮件)联络你。”
译者:Mic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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