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第二总部”,小红书还将在武汉设全球零售总部

“最近觉得脸有点肿,不知道张雨绮在小红书上推荐的刮痧板有没有用?”

“马上要去韩国旅游,上小红书查查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这个国外的小众品牌在小红书‘福利社’有卖耶。”

2013年创立的小红书,是年轻群体的“生活宝典”+购物平台——用户在APP上通过图文笔记、短视频等形式分享信息,涉及时尚、护肤、美食、旅行、影视、读书等领域。目前APP每天产生数十亿次的笔记曝光,注册用户数已突破1亿,主流群体是90和95后。

从上海到武汉,这家估值超过30亿美元的社交电商公司从去年开始便启动了一场跨越上千公里的扩张之路,在光谷打造了全新的第二总部。

小红书还在武汉设立了自有品牌“有光 REDelight”总部,未来还将设立小红书线下店的全球零售总部——这两者,均为公司战略性业务。

两个武汉伢的“小红书”

小红书是有“武汉基因”的独角兽企业,两位创始人同为武汉人——在估值超过30亿美元的互联网企业中,具备这一特征的企业独此一家。

小红书两位创始人毛文超和瞿芳都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一个家住三眼桥,一个住新华路,他们2006年就已相识。

2012年,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完MBA的毛文超约瞿芳喝酒,当时的毛文超已有创业意向,跟瞿芳说想往“互联网+旅游”方向发展,而喜爱购物和旅游的瞿芳也发现其中确实“有机可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出境游玩和买买买,但由于资讯不畅,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合算的商品,亟需海外购物攻略、心得和参考建议。

于是,毛文超和瞿芳的合伙关系自此开始,两人决定共同开发一款提供海外购物资讯的平台,并为产品取了个有趣且接地气的名字“小红书”。

2013年3月,他们在东湖听涛轩东侧的小岛上定下了“户口本”名称: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该名称出自武汉著名历史建筑行吟阁。同年12月,APP正式上线。

小红书的模式为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原创内容),不同于传统旅游攻略发布平台,用户间的互动性特别强。

譬如,小A有款护肤品用得不错便在小红书社区中晒出,感兴趣的人就纷纷留言:在哪买的?适合敏感皮肤吗?多少钱?之后,小A将购物地点、价格发在后面,其中一些人把它列入购物清单,并在使用后也来发表了自己的心得。

这些高质量的内容分享带来了爆发式增长——小红书APP上线后的两个月正值春节,在七天春节假期里,其用户数量增长了7倍。

2016年起,小红书将人工运营内容改成了机器分发的形式,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社区中的内容精准匹配给对它感兴趣的用户,用户们发现小红书越来越好逛。

随着社区用户数量的壮大,用户喜好也开始多元化,他们不仅分享购物经验,还开始涉及其他领域,如化妆技巧、护肤心得等,更希望能直接购买到好物。

2014年8月,小红书推出自营电商业务。同年12月,小红书开始搭建供应链,建设了自己的海外仓库、国内仓库和保税仓库,并正式上线电商平台“福利社”。

电商与社区的初步打通,让小红书上海量内容和商品达到更好匹配。从2017年年后开始,小红书几乎每天新增用户达20万。

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小红书如很多互联网企业一般产生了“溢出效应”——在一线城市成本高企的背景下,企业希望在异地扎根,作为拓展业务的战略抉择。

“去年武汉出了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我们在很多渠道接触到这些信息后,就产生了回来的想法。不过,我们并非武汉招商部门‘招来的’,而是主动选择来汉的。”小红书武汉总部负责人陶芸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小红书创始人瞿芳也表示,小红书选择武汉,不仅因武汉是自己家乡,更是因这座城市展现出的发展动能与广阔前景,武汉是互联网优秀人才洼地,特别适合小红书发展。另外,武汉的政策、人才、交通、产业链都很吸引人。

第二总部诞生记

10月初,支点财经记者来到光谷世贸中心,这里与不远处的保利国际中心均为小红书武汉总部办公室所在地。办公室主色调是红色,门口墙面上印着众多高颜值小红书达人的分享界面,氛围轻松活泼又井然有序。

与毛文超和瞿芳一样,陶芸也是武汉人。

这些年来,陶芸在上海打拼出了不小成绩。尽管已建立了家庭,由于高房价和购房资格的原因,她始终没在上海买房。2017年7月,正好自己供职的企业小红书决定要在武汉设立研发中心,她终于有了合适机会回到武汉,负责研发中心的筹建工作。

今年3月,小红书与武汉东湖高新区正式签约,将在光谷合作共建包括研发、运营等综合职能的第二总部,主要支持小红书科技总部、保税仓、云客服等项目运作。

6月21日,小红书将武汉首个办公地点设在了保利国际中心,与运营今日头条、抖音的字节跳动研发中心做了邻居。除这两家公司外,这里还是比特大陆、微派网络、出门问问等多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武汉的办公地点。

发展初期,最难的就是解决异地管理上的问题。

“前期出差的人很多,从上海派遣了不少工程师长期驻扎武汉,帮助把武汉整体框架搭建起来,有的人是一来就呆半年多。”陶芸说。

如今武汉业务逐渐成熟后,两地之间的出差没那么频繁了。不过,研发团队办公室也配置了高端视频设备,保证高效解决需要协同的问题。

在招聘人才方面,陶芸并未遇到太多困难。

如前文所言,陶芸曾遭遇一线城市房价压力,而这也是很多一线城市互联网企业的中层研究人员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这些人以前想回来,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机会出现了。”陶芸表示,研发团队一半是从一线城市回流,“这一半人员中,从小红书上海总部内部调来的就有十多人。”

针对上海总部调来的员工,薪酬不做调整,该多少还是多少。

另一方面,小红书也加大了本地人才的招聘力度。去年9月,公司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一场校招活动,瞿芳在台上问有多少人愿意留在武汉时,至少1/3的人举起了手。

“效果还蛮明显,今年已有十五六个人正式入职了。”陶芸表示,小红书对研发岗优秀毕业生开的月薪在1.2万-1.6万元之间。这样的薪水,即使放在一线城市也不算低。

即便如此,武汉总部运营成本还是比上海少很多。一是由于办公租金比上海便宜,二是同等岗位上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更低。

如今小红书全国员工大概有2000多人,而武汉总部人数已经高于上海总部,有1000多名员工。“保利国际中心位置不够用了,我们又在世贸中心新租了办公室。”陶芸表示,小红书武汉总部预计在2020年内将提供近5000个中高端工作岗位。

短短几年就达到5000人规模,这一速度是否太过激进?

“初期便是这样规划的,现在还是以这种节奏在进行之中。目前所有招聘都是基于业务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而不是刻意‘赶进度’为之。”陶芸说。

小红书保税仓

总部职能不是说说而已

“第二总部”的说法最早来自于政府。对此,小红书的态度是“认可”。

“我们内部是武汉总部、上海总部双重运营这样一个模式,政府对外宣传是第二总部,对此我们也是认可的。”陶芸说。

有人质疑这些“第二总部”只是企业将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转移出去。对此陶芸表示,小红书是“研发在前、运营在后”。

“我们最早是决定来汉建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是决定来武汉之后才确定的。在此之前,其他城市的分公司只有保税仓,没有像武汉去承担这类总部级职能。”陶芸说。

目前,武汉技术研发人员有100多人,运营人员800多个。

在研发板块,小红书上海研发团队主要负责小红书APP研发、更新迭代,武汉团队则承担了包括商家入驻在内的第三方业务,以及财务、物流、客户管理内部系统建设。

而上海、武汉运营人员所做的业务则大同小异——主要负责社区运营,包括审核、对接品牌方入驻、商城运营、社区运营等工作。

“未来技术研发人员会更多,将达到300余人。”陶芸说。

而且除小红书武汉公司本身外,小红书还在汉设立了自有品牌“有光 REDelight”总部,未来还将设立小红书线下店的全球零售总部——这两者,均为公司战略性业务。

在光谷世贸中心办公室内,支点财经记者见到了有光REDelight的部分产品,有保温杯、睡衣、床上用品等家居产品,也有陶瓷刀、养生壶、汤锅等厨房用品。

这些产品均由小红书团队参与设计,寻找全国优质供应商进行制造生产。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一味追求品牌、高价,在品质过硬的基础上,他们更讲究设计、格调、性价比。就像大家都喜欢什么北欧简约的装修风格,看起来舒服。我们是从这些方面来入手,参与了有光的产品设计。”陶芸说。

全球零售总部的设立,则与小红书的线下商业拓展进程密切相关。

今年以来,小红书把触角延伸到线下,门店命采用统一品牌名“RED HOME”,作为1亿“小红薯”(小红书线上社区用户昵称)专属场景,他们可以聚集在这里谈论化妆、旅游、家居各类话题——这些几乎是小红书线上社区的复制粘贴。

6月开业的小红书上海大悦城店内,设置了为家居、美妆、服饰、明星、橱窗、水吧等6大区域,基本涵盖小红书商城的所有品类。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重点要拓展的业务板块便是线下门店。目前在上海开设了两家线下店,武汉未来也会开设线下店,包括全国的一些一二线城市都会在我们考虑之中。不过,武汉选址才刚刚启动,具体设在哪、何时开业还需下一步商定。”陶芸说。

未来,小红书计划继续在武汉落地人工智能(AI)系统研发、社区和电商服务系统、OA系统、物流供应链系统等独立产品项目。

自有品牌“有光”部分产品

对光谷有期待,也有信心

发展过程中,小红书对光谷政策、产业环境还有不少期许。

陶芸表示,对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地方政府会习惯性地以传统思维来衡量它的价值,比如考量税收指标,但这一点与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的属性并非完全契合。

“很多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都属于研发中心,这是支出部门,无法创造太多税收。而且小红书跨境电商业务主要创造的是关税,这一税种往往不归地方政府所有。”

在陶芸看来,政府对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对地方经济的带动性还需要有更全面的认知:不仅要看税收,更要从提供就业岗位、留住人才、吸引一线城市人才回归等方面着眼。

“这些人留下后会产生大量消费,甚至于会从中诞生不少创业群体,对拉动这个城市和地区GDP有大量贡献,还具备城市品牌提升等更多无形价值。”陶芸说。

陶芸透露,有光作为自有品牌,未来也将探索与武汉供应商的合作路径,上线更多“武汉造”产品,“让武汉的好企业、好产品走向全国。”

另一方面,武汉人才政策还具备可完善的空间。

武汉对招揽高端人才有不少政策,譬如“3551人才计划”。但企业除这类高精尖人才外,还需要更多中端人才作为中流砥柱,而武汉针对这类群体的优惠政策吸引力并不突出。

“不少一线城市互联网企业的中端人才有种观望心态,一方面想到武汉贡献自己的价值,一方面是害怕回武汉后,‘池子就变小了,路就变窄了’。”陶芸说。

不得不承认一点:虽然如今进入武汉的大公司越来越多,本土也诞生了一批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但相比北上广深乃至杭州,这类企业还是太少。

“这些人回来后如果不适应,又无法换到合适工作时,他也很难接收再回到一线城市了。对这些中端人才,是不是可以也有一些强有力的配套政策,让他们消除顾虑?”陶芸说。

小红书的商城业务,与跨境电商契合度颇高。武汉是第三批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但作为今年7月新入选的城市,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机制还未成熟。

对小红书而言,武汉还不具备成立保税仓的条件。

而且作为跨境电商,小红书对国际航运需求较大,这方面恰恰是武汉短板。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但这种便利更多体现在水路、公路、铁路方面,而非航空领域。在中西部来看,武汉国际航线相对较少。”陶芸说。

不过陶芸坚信,上述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这几年,光谷发展一直突飞猛进。我们相信,只要不断进步,光谷一定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互联网‘第四极’,而小红书也将与光谷共同成长。”陶芸期待地说。

END

记者丨张帆 蒋李 编辑丨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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