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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收集编辑:小河怪
zhuangao2@lifeweek.com.cn终于迎来了一月一度的“出粮日”,漫长得像是等了一年。“出粮”一词源于粤语,意思是“发工资”。当年大学毕业的我在广州成为社畜,初听到这个词语时,简直要拍手称妙,觉得它一语中的。在过去农耕时代,人们填饱肚子靠的是地里的粮食;如今在工业文明和雇佣关系下,工资就是粮食,断工资就是断炊,是会让人心慌的。《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当然,出粮了我也心慌——真是少得可怜啊!我看着入账短信,盯着那万元大关都没迈过的数字,像是在指尖珍惜地摩挲零丁的几个铜板,一边自怨自艾,一边小心翼翼地转进某宝存起来。老公在一旁听到了,说,发工资啦?记得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的幸福预算一直都没用。“幸福预算”是几年前我俩设立的一项计划,每人每月400元,考虑到物价上涨,逐年递增100,现在已经700了。通过幸福预算,我们可以在每个月用来买自己喜欢的物件,也可以提前支取好几个月的用以购买一次性花费大的物品,比如手机电脑之类的。其实,这就是一项自立的消费名目,旨在“创造幸福感”,又避免了过度消费(说白了就是穷)。这个概念是当年老公提出来的,因为他看我对自己太抠了,抠到一批内衣内裤如果没有穿烂就永远不会换的地步,初衷就是为了鼓励我花钱,犒劳自己,及时行乐。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说动我,更因为我是个如假包换的“储蓄狂”。每次出粮,快乐一秒,生活的大山马上压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不能花,得存起来——人到中年,“危机感”与我前胸贴后背,已经成了我的精神内核。去年六月份,老公的爸爸忽发脑中风,一开始是嘴巴歪、流口水,很快发展到了走路摇晃、言语不清,最后卧病在床动弹不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一场大病,也是我和老公第一次面对家人的病痛。因为某些原因,他爸爸耽误了治疗,后面用了半年时间慢慢恢复:住院、用药、调理、复健……每一环节都是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的复原就是用钱堆出来的,现实的很。老公的父母没有退休金,治疗的开销自然落在我们肩上,前后共花了6万有余。现在,他爸恢复得不错,除了右手还有些不利索,其他行动都和以前差别不大了,真让我们长舒一口气。这次治病,让我看到了父母迈向衰老的紧迫事实,随时都有急用钱的可能,用多用少还没定数,我们得随时拿得出来。和我这个“储蓄狂”成极致对照的,是老公的弟弟,一个有多少花多少的人,不爱存钱,看不起存钱,劝告也不听。虽然有不低的收入,但从没存下多少,是个名副其实的“月光族”。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踩钢丝。有好几次因为急用钱,他拿出一万都够呛,问我们借,让我颇有微词,也让我对不存钱所招致的后果更加避而远之了: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存的就是一份安全感;拿不出钱?那太恐怖了。除了老人看病要用钱,还有房贷残酷地摆在眼前。这是一笔每个月近万的刚性支出,几乎断掉了我们的所有胆量——辞职?不敢。自由职业?不敢。对其他领域感兴趣想尝试?不敢。有时真是觉得,在可预见的漫长未来,我们的生命和房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有一天,老公加班晚归,疲倦地叹道,要不是这房子,咱们的生活可以松和很多吧?要不,把房卖了?我看着他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样子,又看着还没一岁的娃,也叹道,可以啊,等她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咱们把房卖了,旅游去。当初为了顺利结婚买的房,今后还得继续成为娃的港湾。把房卖了去租房,开销的确会减少一大半,代价是居无定所——说实话,当妈后我真的没这勇气。
人到中年,“为奴”的身份只会继续增加。除了房奴,去年我们又晋升为孩奴。娃如果不怎么生病,开销倒也还好,但我知道未来的教育支出是大头,比如楼下幼儿园每个月四千,比如娃各种兴趣爱好的培养——我无意成为一个想卷的家长,但我害怕当娃对某样东西感兴趣而那东西又不便宜的时候,自己会因为钱而难堪,脑补的画面是:娃爱上了钢琴,指着这个庞然大物对我说,妈妈我想学这个!我在一旁强撑笑容,好的宝贝,感兴趣咱就试试。想想就让人扶额,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了。如今,幸福预算反倒成了我的变相储蓄动力——这个月没花,当存钱了。《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危机感和生存压力,放眼世界,中国人有着位列前几的储蓄率。这或许这和我们的历史经历、偏保守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性不无关系。记得以前看过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之所以能够每次在金融危机里免遭重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的高储蓄。“正因为有像我这样爱存钱的人,才得以抵御经济危机。”我戏言,为自己的守财行为正名。老公看我一眼,说:“过犹不及啊。要是我也像你这样一毛不拔,谁来拉动消费。”我撇撇嘴,还是自己的安全感重要。说是为抵御经济危机做贡献,最主要的还是抵御自己的“经济危机”。这种抵御危机的安全感需求长久以来伴随着人类。《制造消费者》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加卢佐是这样描述的:「……在“古老的有机系统”中生活着,人们处在极度贫困和极高死亡率的环境里,饥荒和疾病带来的生存斗争深入人心,人们的这些心态可以称为“生产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形成的社会文化更注重节省,崇尚工作,提倡朴素和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钱对人们来说更像是“救命稻草”。由于饥荒经常发生,要是有一年歉收,人们就会面临生存问题。人们必须少花钱,多生产,要以可持续的方式生活。因此节约、勤奋和谨慎是当时大多数人赞许的禁欲主义品德……」《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面对着21世纪的时代困境,也何尝不是一种“生产心态”呢?丰富的物质下是很大的生活压力,依然让人难以放松,不敢轻易恋爱结婚生娃,怕养不起一个家,可谓是一种当下的“禁欲”。不管自己想不想,在认真地、长久地走进一段关系之前,总避免不了三思——钱包、房子、感情,都备齐了吗?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省事。退一步讲,早在独立面对生活之前,我从小也是在这种“生产心态”教育下长大的,“勤俭节约”“延迟满足”不停地被长辈们强调为一种生存智慧:“要学会忍耐,好处在后面。”小学二年级时,我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自律能力,比如每天放学回家,只允许自己做完作业才去玩。“不要图一时之爽而误了未来”,像恒久的警钟在我脑子里长鸣。常年的自控、较低的物欲、存钱的“爱好”、挥之不去的危机感,到底孰因孰果,在我身上已经搞不清了,也许它们都不是因,穷才是。不管怎样,我只感到中年的自己似乎已经失去了“及时行乐”的冲动和渴望,或者说,能力。可能等孩子长大、我们退休了,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暗自想着,忽又察觉到自己掉进了老掉牙的那套“到时就好了”的怪圈。正如脱口秀演员童漠南说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延迟满足,这满足从小学延迟到了大学,从大学延迟到了工作,从工作延迟到了退休,现在好了,终于迎来了延迟退休。到时就好了吗?我不知道,只知道未来不确定,只知道在“延迟满足”的一路上,人到中年的我捂紧钱袋子,想象着白日梦般的无忧无虑,收起自己脆弱的快乐,祈望在生活的重锤落下时,能接一锤是一锤。排版:瓶子 / 审核:然宁
故事须真实可靠,可以是亲身经历,也可以是身边看到或听到的故事,要求故事性强,能打动人心,或者具有现实意义。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佳,有相关图片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