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琳   申广军   姚   洋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摘自《经济学（季刊）》2022年5期，张天悦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83—P84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平衡增长和社会稳定。研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应重点关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其中，劳动收入份额就是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

虽然各文献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的绝对值有差异，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特征事实体现为五个方面。（1）在金融危机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跨国比较显示，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我国各产业中，农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高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已处于倒U型变化的下降阶段，而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超过工业且逐年上升。（4）省级统计显示，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低于西部省份，但该差异在逐年收敛。（5）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得以逆转，并出现上升的新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下降趋势，说明有着共同的力量驱使。但对于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研究，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趋势。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2008年前后开始上升的原因，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一方面，开始关注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变动趋势的解释。另一方面，开始研究能够扭转之前下降趋势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影响因素。

（一）结构性因素：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趋势。国内早期研究更强调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李稻葵等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趋势是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普遍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是农业比重不断减少、服务业比重不断增长、工业比重先增后减，因此更好地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动趋势，需要嵌入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但应注意，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趋势与工业就业比重的倒U型趋势在时间上并非精确对应。一般而言，工业就业比重的转折点要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转折点。现有文献无法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

（二）经济波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周期性。Goodwin较早地注意到经济波动中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周期性问题。如果劳动收入份额是逆周期的，那么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速减缓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唐东波和王洁华指出，实际经济运行中工资调整存在各种摩擦，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正是源于工资不能及时反映劳动需求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吉润东等进一步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技能劳动力，其签订劳动协议的比例很低。这部分工人的报酬份额不会存在周期性特征，逆周期完全来自高技能劳动力的报酬份额。经济形势变动时，劳动合同阻碍工资和就业的充分调整，从而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上述研究本质上都依赖于工资不能迅速调整这一假设，但工资黏性的实际解释能力有多强仍有待进一步论证。贾珅和申广军考察了面临经营风险时劳动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变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根据这一思路，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疲软，不断攀升的企业亏损率将同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三）有偏技术进步。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还会源于产业内部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会通过非对称地改变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业内的要素收入分配，但具体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检验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测算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早期的研究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无法用其他因素解释的部分归因于技术进步；最新的研究则借助生产函数，更加准确地估计有偏技术进步。这些研究均发现我国的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或劳动节约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原因可能在于，有偏技术进步从原来的资本偏向型转为更加劳动偏向型，但仍需更深入研究。

（四）不完全竞争。最新文献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时会更多地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因素。如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状况，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议价能力提高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的上升趋势。此外，文献对于资本市场摩擦与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讨论目前仅集中在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尚未涉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一方面，资本市场摩擦的讨论主要针对融资约束。另一方面，讨论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主要是指企业的垄断能力。

（五）经济全球化。按照目前文献的分析逻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转变、加工贸易份额的减少，生产的全球化将会有助于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此外，资本的全球化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讨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只解释了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并未涉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现有研究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和成因，但仍有一些细分领域需要更多的探索。第一，金融危机以来的新变化值得更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对金融危机之后的测算缺乏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只有少数文献指出的因素可以同时解释金融危机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第二，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仍有所欠缺。比如，忽略了考察各类因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社会环境；缺少一般均衡的研究框架，无法厘清并准确测度各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真实影响效应。第三，缺少劳动收入份额造成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