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幕 新莱茵报

1848 巴黎、科隆

1848年3月5日，马克思抵达巴黎，热烈的革命气氛让马克思倍感亲切，于是他顾不上安顿，马上就投入到各种各样热火朝天的集会和辩论中，可谓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他深入身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内部，号召他们返回德国，以扎实的行动促进德国革命。当然还不要忘记，此时的马克思仍在独自行使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所以在此期间，马克思也在巴黎建起了新的、以德国人为主要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一份文件，名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的第一条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至于其他要求也是非常具体，包括成年人的普选权、废除封建义务和租税、成立国家银行、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诉讼免费、政教分离、实行普遍免费教育等一共17条具体要求。

可以说，这些要求正是《共产党宣言》的进一步具体化，其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封建残余，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只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才能得到民主政治的训练，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展开。随后，这份《要求》被大量印成传单，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即将返回德国的同盟成员，所以他们在投入德国革命时，是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而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没过多久，中央委员们也开始动身启程回国，其中自然也包括马克思。

1848年4月6日，马克思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和他同行的是恩格斯。当时德国革命正值高潮，德国资产阶级行动起来，准备从国王、贵族和诸侯手中夺得自由与民主。这让封建反动势力异常惊慌，于是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只好连连让步。而当革命的洪流从巴伐利亚等地涌到柏林时，国王威廉四世不得不于4月18日，假意许诺出版自由、制定宪法、撤走军队。当然实际上，他并不打算付诸实践，而是在王宫院内驻扎了大量军队，当群众汇集到王宫前举行集会时，威廉四世突然命令开枪镇压。顷刻间，人民的怒火彻底爆发了，愤怒的口号声震动全城，他们拿起了武器、筑起了街垒，德国1848年革命正式打响。

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威廉四世没有任何办法，这一次他只好收敛爪牙、以退为进，暂时把恐惧和仇恨埋藏起来，于是他假惺惺地宣誓效忠革命，还任命了由自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承诺制定宪法、改组政府，并于5月份在柏林召开了国民议会。这本是趁热打铁、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夺取革命全面胜利的绝佳时机，但此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面对人民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资产阶级畏缩不前，他们害怕动乱、危机和激烈的战斗危及自身利益，他们宁愿寻求平稳的秩序，希望以缓和的方式去实行自由主义的改良。所以当被革命推上风口浪尖之时，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斗争到底，而是企图和封建势力达成妥协，他们热衷于通过议会去讨论改革，却对革命表示深深的厌恶。

面对这一局面，回到德国之后，马克思马上就投身到新一轮的斗争之中，他希望可以唤醒德国民众，认清封建势力的反动本质和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软弱本性。马克思一行人先是抵达了美因茨，随后他又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科隆，因为科隆作为莱茵省的中心，经济和思想观念都很先进，出版和言论也要比柏林自由很多，这正是一个适于革命者活动的地方。于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就计划在这里创办一份大型报刊，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宣传革命主张、团结工人阶级，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新报纸与过去的《莱茵报》应该是一种继承关系，于是就定名为《新莱茵报》。名字有了、目标也有了，但问题也很快就出现了，这就是钱。马克思等人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寻求支援，但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原因很简单，这些激进的革命家们让资本家感到害怕，即便是恩格斯回到老家巴门，通过家族的关系寻求投资，最后也是分文无有。无奈之下，马克思只好到处写信，请自己的朋友义务撰稿，同时还要请他们帮忙推销报纸。

最后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克服困难重重，《新莱茵报》终于在1848年5月31日晚上出版了创刊号，注明的日期是1848年6月1日。马克思众望所归成为了主编，其实当时的马克思不过刚刚年满30岁，但因为他深邃的头脑、丰富的办报经验，以及那一脸浓密的大胡子，所以还是被同事们戏称为“马克思老爹”。可以说，《新莱茵报》从诞生伊始，便充满了战斗性，它以尖锐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摇摆不定。因为就在1848年5月18日，迫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主导下，德意志各邦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参会的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作家、教授、官吏和商人等共计好几百人，但却没有一个工人。国民议会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神圣任务”，这就是为德国、为整个德意志制定一部宪法。于是在旷日持久的会议中，议员们不断地提方案、做辩论、定规则，可以说是费尽心力。他们满怀憧憬，单纯地认为只要搞出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那么民主和繁荣就指日可待了。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封建反动势力根本不会这样天真，事实上，就在国民议会大肆空谈之际，封建势力正在重新聚集力量，只要机会到来，它们就会立即动用军队，去恢复先前的秩序，然后像丢弃一件用完了的工具一样，抛掉曾经保护他们的资产阶级。恩格斯就讽刺道，议员们日复一日不过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提出了无数的建议，二是建议之后回家吃饭。除此之外，一事无成。所以，《新莱茵报》的主张就是坚决革命，绝不同封建反动势力达成任何妥协，而是要依靠人民的起义，把革命推进到“攻占巴士底狱”，因为新制度的最终确立，绝不是依靠颁布法令，它只能是在斗争中得以实现。不过，资产阶级也不是软弱这么简单，他们同样有着反动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资产阶级的目的，并不是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试图在封建势力和革命群众之间走钢丝，他们既希望利用人民的力量，逼迫封建势力进行一点改良，同时也企图利用封建势力，抑制人民的革命请求。因为他们十分明白，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威胁，要比专制势力更为可怕，所以他们宁可选择同反动派订立“攻守同盟”，也不愿意让人民起来革命。

而在密切关注德国革命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忘记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首先是法国，虽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撤销了对马克思的驱逐令，就在不久前还热烈邀请被比利时政府驱逐的马克思前往法国，但目睹资产阶级的残暴和反动，马克思从不手软。1848年6月23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的迫害，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最后经过四天的血战，工人们被优势的政府军所击垮，成千上万的起义者被屠戮。《新莱茵报》始终关注着巴黎革命，恩格斯用一组文章逐日报道了起义的进程，并对起义做了分析。恩格斯一开始就断定，六月起义有着明确的无产阶级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战斗。他以愤怒的心情谴责了资产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紧接着，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六月革命》一文，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真正被打败的，其实是那些战胜者。因为资产阶级一切关于平等、博爱的空话和幻想，从此彻底破灭，事实胜于雄辩，阶级合作是不可能的，法兰西民族已经分裂为两个民族——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

《新莱茵报》的第二个关注点，是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解放运动，整体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的独立运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沙皇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俄国的专制主义和农奴制，是全欧洲最反动、最野蛮的制度，因为正当西欧各国大规模地展开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封建势力摇摇欲坠之时，沙俄却仍是一派阴森气象，沙皇对内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对外则以“欧洲宪兵”自居，每当中欧和东欧发生革命或是进步的政治运动时，沙皇总是毫不犹豫地出兵予以围剿。就这样，沙俄成为了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堡垒，不摧毁这个堡垒，不斩断俄国熊的巨掌，就无法保证西欧革命的胜利。所以面对波兰等国的独立运动，西欧各国应该予以大力支持，否则就会把它们推向俄国人一边。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完全正确，捷克的独立运动遭到了德国的镇压，于是在后来，捷克人就不自觉地充当了沙皇俄国反对革命的工具。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是对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报以同情和支持，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外，当时的南斯拉夫地区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也爆发了独立运动，但其出发点却并不是反对专制统治，而是沙皇俄国一直鼓吹的“泛斯拉夫主义”。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毫不隐晦地指出，南斯拉夫的独立运动其实是在助长俄国的扩张，恩格斯的攻势尤其猛烈，他把南斯拉夫各个民族，称为历史上毫无希望、没有前途、甚至是反革命的民族。宣布要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这其中遵循的基本思想仍然有其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但他们所秉持的，并不是悲天悯人的、廉价的同情，他们不是孤立地看待民族问题，而是将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欧革命结合起来，有助于革命朝着更进步方向发展的便支持，反之则反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新莱茵报》的立场就是，鲜明地同一切压迫、迫害、专制和反动作斗争，它支持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势力的压迫，它支持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它也支持落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自然而然地，《新莱茵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众人，就成为了欧洲一切反动势力共同的敌人，于是就导致《新莱茵报》的处境愈发艰难。从1848年7月开始，马克思就不断受到当局的传唤，虽然他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一次次据理力争，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政治迫害又何须什么说辞？而到9月份，更大的危机来临了。当时普鲁士和丹麦正在交战，争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归属权，这场战争得到了德国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德国领土。但普鲁士政府此时却想和丹麦政府缔结停战协定。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和俄国在不断施压，另一方面是因为，普鲁士也想从前线抽回军队，用来对付革命热情高涨的德国人民。

于是一时间，民众被激怒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法兰克福，要求国民议会抵制停战协定，否则德国人民就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最后迫于压力，国民议会表示将拒绝停战。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阳奉阴违，9月16日，法兰克福议会在黑暗和混乱中进行表决，最后批准了停战协定。消息传出，民众意识到自己被出卖了，于是他们决定拿起武器，用行动来保卫国家利益。但反对派实在是太强大了，法兰克福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至于其他地区零星的暴动，对于大局来讲也是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新莱茵报》也彻底放弃了以往的隐晦和迂回，它公开宣布，国民议会的议员们，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可以想见，这一行动激起了反对派对报纸更大的仇恨，于是，逮捕开始了，恩格斯等人被迫流亡国外，报纸的股东也全部退出。9月28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